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

王阳明“四句教”的宗旨是指良知未发则“中”、已发则“和”的至善之境，而其立言则是指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对上根人而言，本体与功夫、境界与修持一时并了；对下根人而言，必须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践履方可达到目的。王阳明的功夫论具有很多合理思想，其境界论也不能随便否弃。     

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其四句教存在对应关系。不过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一方面他对《大学》有两种理解，这从他对“正心”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四句教在他那里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他平时教人所用的四句教对应于以心之未发实体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而天泉证道时确立的作为定本的四句教则对应于以心的完善状态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能调换的，因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此之外，定本四句教与《大学》诠释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它承认无善无恶代表的正心工夫可以是天分极高者的工夫入路，而不仅仅是一般人达到道德境界以后的工夫。只有理解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差别，我们才能对阳明的《大学》诠释以及四句教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庞万里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王阳明在后期把“致...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试论王阳明的“心学”教育体系

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教育学说之中，并形成了一套以“心学”为哲学前提的释经体系。王阳明“心学”教育体系的理论结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心学”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石，“心学”教育实施的路径以及“心学”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其教育体系的完整性正是王阳明独创性智慧的真实体现。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思想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万物一体说”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心即理”是陆九渊提出来的，王阳明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发挥，成了他“万物一体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由于“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天下之大本”，所以，世界的一切，离开了“心’就不复存在。因此，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王阳明的“心”即是“良知”。他用“良知”把心…     

王守仁的“诤友”唐伯元

唐伯元是明代潮州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反对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倾向于荀子的性恶论。本文以文献资料中有关他的哲学观点与治政为学观点的言论材料为据,力图阐述其“心”在善“性”与恶“身”之间的哲学思想和“君子正己以先人.亲贤而容众”的政治思想,以及南北互补的诗歌观、道德观。     

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

刘蕺山是明末儒学的殿军。他顺应了当时王学修正运动的潮流,对王学作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慎独与诚意学说之中。蕺山对王学修正的措施可归纳为：强化道德本体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注重践履工夫;扭转王阳明对“意”的理解;驳斥“致良知”及王门“四句教”。蕺山触及到了王学真正的理论缺陷,他对王学的一系列修正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蕺山也表现出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试论王阳明的“是非之心”

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王阳明思想的历史地位,估价很不一样,彼此分岐很大。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王阳明是否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是否如某些同志说的,王阳明主张“各自凭着自己‘致良知’的要求而行,……够自由自在的了。”这涉及王阳明的是非观、真理观和伦理道德思想。     

道德与“超道德”之间——重新理解王龙溪“四无论”的理论意义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