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阳明的“心学”教育体系

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教育学说之中，并形成了一套以“心学”为哲学前提的释经体系。王阳明“心学”教育体系的理论结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心学”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石，“心学”教育实施的路径以及“心学”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其教育体系的完整性正是王阳明独创性智慧的真实体现。     

论王学的思想方法

宋明理学内部“朱陆之爭”主要体现在“为学之方”即思想方法的“道问学”和“尊德性”之辩。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在批评朱学支离烦琐之偏和陆学笼统粗糙之弊的基础上,又吸取了陆九渊心学的“简易直接”的功夫和朱熹理学的“铢分毫析”的辨析精神,所谓“范围朱陆而进退之”,从而促使了理学的分化,推动了哲学的发展。本文通过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分析,从致知功夫、知行关系及认识的发展过程三方面阐述王阳明是如何在思想方法上做“兼综朱陆”的工夫的。     

栗谷“为政-民本”观念中的儒家立场之特色

朝鲜实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栗谷开拓的实学思潮,渊源于儒家思想,但是又有着鲜明的理论特色。栗谷以其儒家立场从“为政—民本”的实学理论架构出发,拓宽出儒家政治道德意义里的为政之道,并显示出栗谷在这种意义中的论证所包蕴的儒家立场之实学特色。     

心学与理学

心理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并不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和使用的。本来,“心”一词也好,“理”一词也好,都经常在多层含义上被使用,所以把“心学”和“理学”设定为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就连这样给理学路线当头棒喝的王阳明也被其后继者称为“理学”,可见其使用方法是模糊的。以此为背景,中国的学者或者以为“心学”和“理学”应该加以区别,或者以为“心学”与“理学”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为此而煞费了种种苦心。作为其中一例,请…     

从王阳明诗一首看阳明心学的谱系观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学说在儒学正统性上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别诸生》这首诗,王阳明表达了心学在谱系上与正统儒学一脉相承的观点。一方面,在儒学学说演变史上,他倡导回复理学兴盛之前本已存在的于儒学学说中的"心性"观:另一方面,王阳明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修己治人"目标相一致的实践方法。王阳明之所以强调他的学说与儒学正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于使其学说本身更具有完整性并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     

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及其特点

一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明朝官方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它在明初占有独尊的地位。成化弘治以后,长期被压抑的陆九渊的心学开始抬头,王阳明则公开地打出了陆学的旗帜,以(?)扬他的良知学说,给了儒家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一个极端地发展。嘉靖以后,陆王心学在思想界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门徒徧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我们先谈一谈这个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论王阳明自得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自得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孟子对自得作了论述,但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诠释的空间,王阳明钟情于自得精神,从学术观、认识论与权威观这三方面作了发挥。他赋予“良知”以权威主义的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遽的影响。王艮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多发明自得”指导下,把王阳明的“心本”论,发展成为“身本”论。李贽依据“务以自得”的原则,得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张岱、傅山、黄宗羲,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受阳明自得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哲人的自得精神,是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皮格马利翁效应与王阳明诗歌圣贤情结探赜

皮格马利翁效应认为,心理期待和暗示对人的成长具有巨大的影响。王阳明出生时祖母岑老夫人的梦境,形成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和积极的期望氛围,这种场能催化并形成王阳明圣贤情结的人格心理,对其创作心理影响深远,并外化为诗歌里的圣贤情怀：王阳明少年时期的诗作,已不自觉流露出圣贤气质;12岁立志学圣贤,标志着他圣贤情结的觉醒;37岁经历“龙场悟道”后,他从此坚定地选择儒家圣贤道路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励志之魂:论王阳明之遗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几件借王阳明来激励斗志尤其是抗战将士之士气的事例:1939年3月28日周恩来以祭祖扫墓的名义特地到兰亭拜谒阳明墓,并向社会各界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讲;1935年至1946年5月蒋介石等人多次视察修文阳明洞和贵阳阳明祠;1937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党28军军长陶广整修阳明墓并撰写碑文;1939年至1945年蒋经国多次赴大余、丫山、灵岩寺等地视察,并于1946年9月24日陪同蒋介石游览通天岩,两天后又陪同蒋介石等人赴孝女埠阳明去世地凭吊王阳明。     

王阳明的心学发展轨迹在其诗歌中的表现

王阳明一生创作了约600首诗歌,通过他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了解到阳明的人生轨迹和心学思想的发展。在明代中后期诗歌创作崇尚复古的大环境下,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哲学观点,创作了许多具有哲理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个性与思想。他用"良知"唤醒"人性",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引人们通向至善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