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城区居民出行特征分析及交通发展对策

以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城区2014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时耗、出行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方面对出行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博山城区居民出行特征及内在原因。从优化土地利用、完善道路网络、发展公共交通和加强需求管理方面提出了博山城区交通系统的发展建议。     

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黑龙江城镇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ELES模型分析

针对黑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运用ELES模型,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消费支出和弹性等方面,对黑龙江省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肉类消费是当前黑龙江城镇居民最重要的食品消费支出项目,在整个食物消费市场中影响力强;粮食、油脂类的消费逐步趋于稳定;水产品需求具有一定的潜力。黑龙江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基于陕西省的抽样调查

运用概念操作化方法,从空间可及性、时间可及性和经济可及性三个维度,构建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以1993—2003年陕西省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和我们采集的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数学模型,计算出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卫生服务的空间可及性、时间可及性和经济可及性的影响程度;并从提升基础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完善医疗救助体系、逐步实现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三个层次,提出进一步增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对策建议。     

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面板数据

利用2005—2009年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及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数据,通过建立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道路、电力、通讯、教育和医疗卫生五类代表性公共物品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改善农村交通通讯设施、电力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都会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影响最大,其次是通讯基础设施特别是移动通讯设施。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评价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欧洲五维度健康量表（EQ-5D）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测量。结果：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女性健康状况低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相对越好;低收入人群面临更多健康问题;疼痛/不适和焦虑/抑郁两维度存在问题较多。结论：在卫生政策制定时,要关注农村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重点保护妇女、老人、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健康,提高健康公平性。     

中国居民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分析

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最为重要的因素应是从投资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权衡比较.因为,高等教育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也存在着投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投资者只有在分析其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及对策

通过分析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揭示出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总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同时也影响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消费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并根据分析提出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等对策。     

论小城镇居民的人文素质建设

推进城镇化发展,关键是要重视城镇内涵的发展即人本身的发展。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构建起与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使经济的发展根植于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深厚基础之上。     

从居民主体行为审视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

基于我国近年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提出了质疑。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不充分就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不公平税赋、不均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不充分的财产权和契约关系。而这些缺陷的存在又都与宏微观经济不一致、宏观经济政策不重视居民主体的动机与行为有关。因此,应落实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与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应着眼于对居民行为的规范与激励,这样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