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抛物型方程初边值问题的教学探讨

抛物型方程的初边值问题是《偏微分方程》课程教学中较难的知识模块之一,其中困难的知识点主要有:极值原理和解的最大模估计.文章围绕抛物型方程初边值问题教学中的这两个难点,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和建议,以帮助学生克服知识难点、提高学习兴趣以及培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CIO自身技能、需求方领导力与数字化创新

现有研究强调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的战略价值,但学术界对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创新的认识却较为有限.借鉴变革型领导理论,本文提出CIO需求方领导力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同时,CIO结构权力可以增强CIO需求方领导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正向关系.此外,从CIO自身技能方面识别出CIO需求方领导力的三个重要前因:战略IT知识、政治悟性以及网络能力.通过采集179份CIO-TMT的企业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为企业发挥CIO在推进数字化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前因、结果及边界条件

本研究将企业情境下的激情研究从个体层面提升到团队层面,分析团队和谐型创新激情的产生、及其对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条件,拓展了理解团队创新的视阈。本研究聚焦的团队和谐型创新激情具有3个特征:团队成员具有共享身份、自主地形成创新动机,并将创新内化为团队共享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创造力和创新的要素模型为整体框架,结合激情、团队创新、领导力、团队过程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提出了一个受到调节的中介模型:变革型领导力与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正相关;当团队反思程度较高时,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与团队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变革型领导力与团队创新的间接正向关系也更强。本文在146个企业高管及其下属的146个团队中开展了三阶段、多数据来源的实地研究,进行受到调节的路径分析(moderated path analysis),研究结果支持了所假设的受到调节的中介模型。这些研究发现既是激情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团队层面的重要拓展,也对团队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