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层与西学东渐的开端进程——以新式教育为中心

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功能规范不同的士绅、市民和乡村三个文化层,西学东渐的进程在不同阶段受到本位文化结构的制约影响。乡村及市民的文化排他性弱,吸收内化力也差,因而在初期易于接受西式教育,并对官府士绅产生刺激和推动作用。1880年代以后,在思想先驱鼓动、主政派倡导、沿海士林风气变化和下层文化与西学互渗互长的夹击下,京师及各省士风发生明显转变,造成新学骤兴的局面,西式教育取代旧学的趋势已成定局。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近代中国的科举与学堂之争,焦点在于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如何将中西学熔于一炉。学制颁布之前,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只不过西体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西学为体;学与教相对,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教会学校始终分途教授的中西两学,经历了融合汇通的阵痛,仿照东学形成新学。因未能积极参与中西学合流产生新学的过程,既使教会学校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问题上相当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中西文化关系的隐与显

中外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连绵不断。历史上涉及精神领域部分,因为唐宋明清诸儒于释耶二教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大都隐而不显,不易察知坐实。而隐的部分其实影响最为深远。晚清以降,中西学的体用主从关系易位,华洋渐成新旧的对应,一味输入新知的流弊,便是以欧化西化为时髦,不仅舍已从人,而且挟洋自重。其实中学、西学、东学相互纠结,格义附会往往造成诸多对于中外历史文化社会的误读错解。即使在中外文化关系极为彰显的时期,仍旧存在隐显深浅的对应,所以目光视野不要仅仅被半桶水的咣当所吸引,应当注意用西学精义于无形的人事,同时还要透过显的表象深究隐的层面。     

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清季戏剧与社会均面临改革,而戏剧和社会改革同样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优伶结交三教九流,与政治从来渊源甚深,清季民初的名伶田际云即其显例。此公一面登台亮相,与文人票友从事戏剧革新,一面广泛交游,凭借出入内廷宫禁之便,相继与维新革命活动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而戏里戏外,情景交融,真假虚实,浑然一体。田际云革新戏剧,与文明戏(即话剧)南北两派的代表关系颇深,其与北派王钟声的交往前人着墨较多,而与南派任天知的关系其实同样精彩。三人在舞台上下的言行如出一辙,浓缩了清季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相。     

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