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计算:为什么要做好人

“为什么要做好人？”在道德哲学中可转化为“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则？”本文将是否要遵守道德规则置于囚徒困境模型之下，籍此，可应用博弈论尤其是进化博弈论的成熟研究深化对道德规则的理解。在既有的囚徒困境研究中，应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科学家们发现了多种有效的、个人博弈策略。同时，由于集体竞争的存在，每个集体都有采用更成功策略的压力，这可以解释道德规则的来源。做好人、遵守道德规则是个人与集体共同追求其最大预期收益的结果。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政课中的运用——以武汉为例

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思政课教师应该将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思政课教学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其作用和功能。     

谁是道德的“敌人”——伦理由超验向经验转变中的文明作用

道德史上的精神断裂可以表述为:从"超验伦理的世界构造"到"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尼采的谱系学审查揭示了这一断裂。超验伦理用神的世界压制并反对人的世界,立足于宗教形而上学对世俗道德的敌视。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在生活史层面,通过异乡人的生存悖论和身体转向的伦理经验,表现为以欲望的伦理、个体化的道德、物化的文明为基本标识的形态架构。在伦理从超验构造到经验谋划的形态转变过程中,无根基的异乡人如何面对四面受敌的道德?一种道德辩证法基础上的"伦理的和解",是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的可能出路。     

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一种前提性的规定视角

康德在对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时,划定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范围,人们超出这种规定性所认识到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诡辩的假科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人们研究和批判的对象划定了界限,即以人的实践为前提的人类自然,若跨越这一界限去探寻在人之外的纯粹自然,则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有所不同,康德是以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为出发点以建立新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归宿,而马克思则要抛弃任何先验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之处。     

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形式建构

学界对自然状态的研究认为,强力不能作为合法性的来源,相反,人被赋予的天命般的自由是一切法的合法性基础。以此为基础,任性选择与意志选择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道德性是一切立法合法性的来源,从而构成了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此基础上,"自由—责任—义务—法权"是法律体系能够展开的形式依据。如果将法的普遍形式原则贯彻到实际生活经验中,就是具体的法律条文的来源,也即法律的形式建构。     

教育领导的德性范畴与培育途径

学校教育领导的德性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锻炼中所形成的以道德品质为基础的稳定的心理倾向、道德习惯和道德操守。他们应该具备:关爱师生、热爱教育事业、公正、廉洁、奉献、改革与创新等基本德性。就教育领导的培养来看,由于德性更多地体现为内在的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讲,德性就是外在规范的内化。教育领导通过内化的品质而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在教育领导实践中形成自律精神。培养教育领导的策略有外在教化、实践锻炼、自我约束和形成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