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式君子”抑或“君子式公民”——重新思考君子与公民

本文以政治法理与道德伦理为分类标准，对君子与公民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它们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既同调又异调。作者由此驳斥了两种论断。接着，文章论证了君子与公民相结合的两种可能路径：一种是“君子的公民化”，塑造的是“公民式君子”；一种是“公民的君子化”，塑造的是“君子式公民”。其中，后者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实情。     

樟树村 南阳山区革命的摇篮

普宁南阳山区,有周恩来转移路过的革命旧址,有古大存、罗天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在广东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者在普宁市老促会副秘书长郑万雄的带领下,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地处南阳山区的船埔镇樟树村。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自我革命的?——基于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文本分析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与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考察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可以发现,勇于承认错误是党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是党内团结,这也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组织保障.从解决问题出发,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着力点是肃清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而非针对个人的责任导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与使命,决定了在守正中寻求创新之道是自我革命的努力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则是检视一切问题的方法论.     

村庄革命的“内生性”及其限度——试论孙犁的《村歌》

《村歌》是孙犁根据1947—1948年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本文通过对《村歌》的文本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孙犁试图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记录、反映并想象和建构革命的现实与远景。区别于同一时期大部分的土改小说,孙犁在《村歌》中并未着力呈现政策对现实的引导或两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张岗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被叙述为政策引导下村庄内生的革命潜能的引爆,土改中遇到的阻碍大多通过村庄中人半自发的组织、互助和话语创新得到解决。这一构造内含着孙犁对革命路径的想象,即革命不仅意味着对村庄的颠覆和改造,更存在着从乡村传统和日常人伦中生发出来的可能。但同时,在小说中,激荡的革命情绪最终仍然被回收为双眉个人情感的高扬,却也症候式地呈现了这一革命想象与现实的龃龉,和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国化——以晋西北边区为例

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向党领导下根据地经济生产"载体化"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边区乡村这种结合本土特点的合作社形式的"嫁接"相较于恪守西方原则的"移栽"更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由此不难窥见战时中国在革命中经济新陈代谢之一斑,并预示着未来一个以组织化集体生产的"新中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