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杂居背景下彝族与苗族的人格结构比较分析——基于贵州省大方县八堡彝族苗族乡的调查

［摘要］人格结构既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也是人类学用来解释族群差异的概念。本文从积极／消极、外倾／内倾、性格／气质等人格结构维度，分析了散杂居背景下贵州省大方县八堡乡彝族与苗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中，由于文化背景及其与各民族融合程度不同，呈现出相似或完全不同的人格结构。     

《新约》伦理美学思想再认识

［摘要］本文通过对《圣经·新约》中审美表达的分析，指出了《新约》神学人性论下审美思维的特点，并提出了应重申基督教审美思维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新约》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神学训诫没有美学，反而是隐含了丰富而连贯的人生论和伦理美学思想，并阐释了审美体验对生存的意义，指出《新约》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农民的道义经济与发展抗争 ——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的征地谈判个案分析

［摘要］通过对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征地事件及其扩散的社会情绪的分析，展现出底层农民的道义经济观，即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与平等发展的社会公正观，以及影响其实现的根源，即在社会转型中人情网络关系向个人契约关系转变的失败。同时，也反映了底层农民就征地问题表露出的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对地方基层不满的政治倾向。     

解读十八大关键词:幸福承诺折射执政党信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七大关键词标注下了鲜明的印记,预备迈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坚定步伐。它蕴含着新观点、新亮点、新定义,却也承载着13亿人的幸福与期望,更镌刻着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折射出执政党的信心与底气。它不仅将探索出"中国式道路",还将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创造出"美丽中国式奇迹"。关键词之一从"建设"到"建成"小康社会     

试析当前中国网络文化环境的监管及其利用

［摘要］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既给人们带来了自由狂欢而被推崇备至，又因网络文化致使“优势意见”难以聚合而被妖魔化。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决定了监控和规制的复杂性，技术本身的无倾向性特征决定了技术控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性，法律规制的有限性决定了监管对象的模糊性，因而网络文化的管理还应主要从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入手。同时，网络文化承载着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快速流动的比特符码面前，“意义”在不断被颠覆、解构和重构，于是它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的阵地。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环境获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论大学素质教育的核心任务

［摘要］素质教育是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对于高校而言，素质教育承担着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任务。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将素质教育的核心任务放在促进学生“人人成才”上，要重新理解“成才”和“人人成才”的内涵，并建立包含培养方案、育人环境、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在内的促进学生“人人成才”的素质教育体系。     

网络媒介事件舆论的生态学解读

［摘要］网络媒介事件中舆论形成和传播路径的复杂性，是舆论调适和舆论管控的难点。以生态学的视角分析网络媒介事件舆论的系统构成和传播方式，是网络舆论传播规律以及舆论管理的探索。     

“社区灾害管理”的本土化策略——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自然灾害高发区。社区是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基础。“5·12大地震”之后，由非政府组织在丽江拉市海和北川县的羌族社区开展的社区实践证明，参与式的“社区灾害管理”有助于提高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能力。此外，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着本土少数民族适应不同生境及气候变化的地方性知识。民族地区的社区防灾减灾，要群策群力，整合政府、非政府以及社区多方面资源，将“社区灾害管理”进行本土化调试，纳入区域发展框架，充分调动社区主体参与，并与民族地区减灾文化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民族地区社区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     

转型与跨越：踌躇满志的新任省区“一把手”

2011年6月，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开始集中换届，截至2012年2月底，河北、云南、海南、甘肃、广东、浙江、安徽、江西、西藏等9省区的12位省（区）党政“一把手”换上新面孔。履新之初，这些踌躇满志的地方大员已纷纷提出各自的施政方略，其中，转型、跨越等成为这些区域经济体的战略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摘要］“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