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

对于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思维特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需要我们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并相信存在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逻辑。而具有从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关联，抱有追问因果的纯粹目标，援引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区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并运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这些思维特征限定着我们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知识的能力。     

东方历史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日本学者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学者在近百年时间里，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总结了人类交往的历史经验与方法，建立起缜密、开阔的海洋知识体系。东方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涵盖广阔，联结了东方与西方、古代与近代，带来的社会变迁意义重大。把海上丝绸之路放置于整个东方历史的总坐标中，思考其时空地位、作用与价值，是极有意义的探讨。丝绸之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东方与西方以及东方国家内部的交流交汇，实现了人类文明成果共享，在交流中共同走向时代的高处。     

面向新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议题及相关问题

本文结合国际国内研究动态分层次归纳、阐释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议题。具体包括:以国民账户体系2008版(SNA-2008)为起点的前沿研究,SNA中心框架的灵活运用研究,接驳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CSNA)及其实务的优化和创新研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综合应用研究。最后针对中国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做讨论,比如是否过分关注与GDP的关联, 如何充分发挥卫星账户的作用等。     

104岁老父亲为什么长寿

1917年,我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已经104岁了。他是个平凡的老人,头脑清楚,能用助步器在屋里活动,尚且没有病痛的折磨,但听力差,两天喝一次通便茶。父亲是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黄埔抗战老兵,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多次接受过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记者说,在被采访的抗战老兵中,我父亲的思维是最好的。     

“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医学职业院校医学与健康智库建设

职业院校智库建设对于提升职业院校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健康中国”背景下医学职业院校如何建立健全新型智库,从而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医学院校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智库建设中,厘清医学院校智库建设的内外部环境,明确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是建设高水平新型智库的基础和前提。本文总结了当前我国医学院校智库建设的优势和不足,以及面临的外部机遇和挑战,并探索了医学与健康智库建设对策,以期为医学职业院校医学与健康智库正确定位。     

中国道路的实践辩证法及其开源意义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一百年奋斗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它的出场能够为中国奇迹的“溢出效应”提供“原因解释”，而“中国道路”的成功本身亦需要科学“解释”。从其本质层面来看，中国道路的成功有其自身的基础性逻辑，即坚持了实践辩证法。中国道路充分体现了实践活动中“被动―自发―自为”“知行合一”的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既是中国道路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理解和解读中国道路的基本视角。     

“大国点名”栏目征稿启事

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为更好地配合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中国统计》从2020年第1期开始,开设“大国点名”栏目,特向全国广大作者、读者征集稿件,具体内容如下。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