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用微信进行文化馆的群文 宣传工作

随着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传统"主流媒体"的声音逐渐变弱,人们不再单单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因此传统宣传模式已经很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群众文化宣传需要积极利用符合广大网民需要的新平台新技术引领宣传工作方向.在此,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谈一下如何运用微信公众平台做好群众文化宣传工作.     

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哪里来

只要中国能适度抑制"受害者"心态,在制度、理念方面向真正的"积极有为"迈进,并在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冲撞的情况下构建本地区安全保障机制,实现权势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弱者战略"利与弊17年前,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罗伯特·罗斯曾经用"安全至上"和"保持机动性"这两项标准来剖析中国的外交政策。罗斯认为,在主要利益尚局限于亚洲范围之际,以"弱者"面貌出现的政策使中国     

汇聚精英智慧·为公众服务

为了使公共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充分发挥《公关世界》杂志、中国公关联盟网的传媒优势,广泛团结公关财智力量,谋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以媒介为平台,成立以"汇聚公关智慧,服务财智精英、服务公众"为核心价值的服务性俱乐部。宗旨:以公共关系事业为纽带,建立全新的互联体系,为会员单位提供全方位服务,以互助、共赢为目标,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理念:汇聚、互助、共赢、奉献。     

科普传播对农民群体的意义及方法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公众对科学知识需求不断增长。作为社会基础建设者的农民群体,科学素养的缺乏已制约了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民尤其是农民工普及科学知识显得尤为紧迫,提升农民群体科学素养是提升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关键。科学传播要适合农民群体自身实际条件,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深入开展。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为农民群体科普传播提供了政策性和制度性保障,进而体现出科技成果为民所享、为民所用,推动公众公共权利均等化原则的落实。     

环境公共利益的宪法确认及其保护路径选择

宪法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确认是通过将生态利益上升为法益而实现的。我国《宪法》中的"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实质上就是保护和改善环境中具有天然公共性的生态利益。在保护和改善环境公共利益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利益冲突的衡量,通过环境法上各类义务规范的设立,确定利益保护的边界。在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中,国家环境公权力发挥着主导作用,公众环境保护权则扮演参与和监督的角色。     

文化遗产的古今关联——以英国湖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例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发展至今,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原则等已经渐成体系,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落实这些原则依然有待探索。作者对英国湖区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实践进行了民族志考察,发现了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即强调文化遗产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在保护文化遗产历史价值的同时,凸显其当下意义,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古今关联。在实践中,这一理念通过整体保护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得以实现。     

推进改革信息公开 深化公众改革参与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建立社会参与机制推进改革。然而,从各地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到地方省市出台相关文件,如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行政审批、国企改革的意见等,都没有相关文件的公开,而这些文件的制定,也没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讨论。更有甚者,在很多地方,后续的更多改革文件甚至还被标为密级。无疑,这是与中央要求的建立改革的社会参与机制背道而驰的。只有信息公开,才能形成改革共     

突发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近年来,我国环境公共事件频发。这一方面反映了普通公众对环境权益的关注和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公众在参与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不足。对我国2005—2013年代表性环境事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政治观念、制度供给和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通过自我修正的方式化解公众参与困境。为避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重塑政治合法性,应从治理理念出发,以公共利益为基石,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拓展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培育组织化的参与表达机制,从而使环境决策更具有利益包容性、透明性和可问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