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嵌套并联结构两阶段DEA下科技创新效率测度与分解

目前有许多研究将两阶段DEA模型应用到科技创新活动当中，一般将创新活动分为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转移转化方式下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以获得更多的详细信息，本文拓展了传统的两阶段DEA模型，考虑了嵌套并联结构的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将科技创新活动分为科技成果研发阶段和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并将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分为内部转化和外部转化两个并联子系统。本文选取14家中科院院属单位作为被评价对象，应用加权加法分解方法计算整体效率和各阶段子效率。通过将本文模型与传统两阶段模型进行对比发现，传统模型会低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结果表明：整体科技创新效率均值偏低，科技成果研发效率均值高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均值，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中内部转化效率普遍较高但是外部转化效率普遍较低，较低的外部转化效率是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将所有被评价单位分为四类机构，分析提高科技创新效率的实现路径，可以通过重点突破模式和渐进突破模式来实现整体效率的提高。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与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双刃剑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

企业边界人员的私人关系对企业间关系的影响如同一柄双刃剑,既可能抑制也可能促进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检验了产生这一双刃剑效应的内在机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权力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分别从企业内部、企业间关系以及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3个层面识别了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内部激励较为公平或企业所处制度环境较好时,私人关系会通过促进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来抑制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反之,则可能通过放松企业层面的监督和控制促进交易对象的投机行为。本文还发现了一项颇具本土特色的结论:在非均衡的依赖关系中,因私人关系的存在,弱势企业的投机倾向表现的较为明显,强势企业反而有更少的机会主义行为。     

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

交通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对交通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本文引入"路学"的视角,通过山西省介休市大靳村的田野材料,探讨道路网络变迁对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影响。文章指出,传统社会的城乡结构主要是一种小区域、多层级的"串联式"格局;而在当代社会,中国突飞猛进的"交通革命"使得中国社会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层级也随之消减,大区域、扁平化的"并联式"格局取代原来的"串联式"格局成为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典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