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型曲线的指标非线性标准化研究

目前,数据标准化处理通常采用的是线性变换方法,然而在处理非均匀分布的指标数据集合时,尤其是对局部集中分布数据的处理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无法有效地将数据划分层级,缺乏辨识性等。利用Logistic曲线函数的特性构建S型曲线模型,可对指标数据进行非线性标准化处理。该方法能够在不改变数据序列及整体分布的前提下对各数据点的取值进行非线性放缩,在将数据稠密的区间进行扩大的同时将数据稀疏的区间进行压缩;同时,针对包含正负值的指标数据集合可以有效地将负值数据突显出来,并且是对特定领域指标数据非线性标准化的补充。     

城市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集聚对比研究

利用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了2011—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与1998—2018年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与时序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截至目前尚未出现从集聚再到扩散的过程,整体集聚水平仍在缓慢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制造业。就集聚水平而言,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城市整体集聚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就集聚特征而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整体较低且呈现分布不均匀现象。文章提出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发展并加大扶持力度,企业也应发挥比较优势吸引产业集聚。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高校图书采购决策方法研究

针对高校图书采购图书商的选择和评价的多目标决策问题,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建立了高校图书采购多目标决策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图书供应商建立了定量的动态多目标分析方法。以石家庄铁道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工作为实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建立的评价决策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能很好地反映实际情况,用于高校图书招标采购的评价和决策是可行和有效的。研究成果为高校图书采购提供了一种定量化和规范化的决策方法。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视角

在相对收入假说框架下,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个体自我约束,研究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相反变动,显著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而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进一步划分消费结构后,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镇居民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抑制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居民理性预期则修正城镇与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偏离,也促进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以上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结构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欢迎订阅2022年《中国人口科学》北大核心CSSCI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人口科学》,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连续三届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该刊自1987年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有影响、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及时反映人口与劳动经济领域及交叉学科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各界人士了解人口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窗口,为国家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理论信息及相关对策。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随州:搭建“五心”平台 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路径

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一项涉及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系统工程,是新时期中华民族走向更大包容性、更强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湖北省随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搭建"五心"平台,在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五条路径",取得一定成效。     

家族企业文化调节作用下的家族成员影响活动与企业绩效

家族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型企业,企业家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家族企业主集权的负面效应一直是家族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障碍。文章以与委托代理活动共存于企业中的另一种交易活动——影响活动作为切入点,研究发现在家族企业中影响活动并不像现有研究认为的那样只存在负面影响,反而是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而组织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调节作用。影响活动正面效应的发现对于决策机制尚未正式化的家族企业很有意义,研究结论对影响成本理论的发展和家族企业研究都具拓展性作用,同时也是一次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