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域文化视阈的大学精神文化研究

地域文化和大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个子系统,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地域文化为背景,搞好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大学精神文化建设要在积极挖掘、研究、开发,创新和利用地域自然、历史人文资源基础上,创新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凝练体现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校训,培育优良校风,建设优美的校园环境,开展大学精神文化教育,培育先进大学精神文化增长点和校地文化互动新模式,使大学真正成为知识、思想、理性、道德的诞生之所和人类精神家园,成为地域文化精神的辐射源。     

元丰改制前后制度建设与人事因素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统治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制度建设都烙有人事因素的痕迹。有的制度完全是因人而设,有时因复杂的人事关系而使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在制度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关系中,人事因素无疑是一个催化剂。元丰改制过程也不例外,而且显得格外突出。     

论维护中央权威

论维护中央权威李国强，汪玉奇，尹世洪维护中央权威，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这个问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当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意义重大...     

绝对所有权观念的检讨——以不动产所有权的观念变迁为视角

绝对所有权观念在制度上构建一个保护所有人对物的权利,减少了个人自我维护的成本。这种制度要求最初有相对简洁合理的逻辑,但是却不断受到来自社会现实的否定。绝对所有权观念与社会现实背离既有其概念本身的内在缺陷,也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原因,其中社会经济的变迁是最主要的原因。不动产所有权在检讨绝对所有权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所有权观念,这种所有权观念是对绝对所有权概念内涵的修正,也是观念上一种全新的超越。     

哈贝马斯视域下的“交往权力”法律观

在前法治国里，法律虽一直存在，却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体现自身的价值目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将哲学社会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引入法学研究，提出交往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交往权力产生了合法之法。交往权力是民主和法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器，交往权力通过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法律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我繁殖，并因此发挥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价值目的功能，从而获得合法性。     

怎样日常教学中创立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

高校工作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及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的方法与建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提出了若干建议,希望进一步深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哈贝马斯“合法性”概念的语用学分析

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对法的“合法性”的认识是从语义学的范围中得到的，它们把法律作为一个封闭性的知识系统来认识，不但无法还原现代法治和真实面目，更将使对现代法治和认识陷入黔驴技穷的方法论困境。而哈贝马斯则用语用学的方法证明了法的合法性来自法律商谈的立法程序，他把法律作为开放和行动系统来保证人们表达自由和权利。本文主要探讨了几种方法对法的“合法性”认识，最终认为从语用学角度来探讨法的“合法性”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方法。     

英美法系所有权观念的变迁

由于两大法系的财产权制度在法律渊源、基本原则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在移植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制度时都或多或少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这势必要求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要对引入的制度加以改造同时修正大陆法系固有的传统观念,这种双向式的修正最重要的一点是带来所有权观念深刻的变革。     

东亚成年监护制度的比较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对法定监护都采取了区分类型保护的模式。中国学者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草案第二次建议稿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日本在监护、保佐之外新设了辅助这一成年监护类型。辅助没有限制由于精神障碍而欠缺事理辨析能力的被辅助人的行为能力,被辅助人仍有可能授予辅助人代理权。韩国的特定监护是在被监护人满足成年监护和限定监护的实质要件的情形下,在被监护人对暂时性事务或是特定事务有必须予以辅助的情形时仍然可以请求特定监护。需要注意的是,韩国的特定监护制度不是根据判断能力的衰退程度而决定的阶段性保护类型的一种。任意监护,是允许被监护人为了应对将来的判断能力减退而想在现在早作准备的法律制度。为了保证本人缔结合同时的意思能力,任意监护合同必须要通过公证证书的方式进行。任意监护从选任任意监护监督人时开始生效。通过任意监护监督人的监督来防止任意监护人滥用权限,家庭法院实施间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