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前程

中国的发展成就尤其是2020年迅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并为全球抗疫、经济合作、治理变革做出重要贡献等卓越表现,雄辩地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和实践伟力,也开启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纪元。进入新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2020年的严峻挑战和有效应对砥砺并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底色与实践伟力;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增强理论自觉、锤炼实践智慧,高扬"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不断构建国际话语权,开创性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前程。     

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     

双向激活：“河长制”运行中体制与机制的连接——基于广州市治水实践的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效果”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体制失效论”认为结构性的治理体制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因素，“机制有效论”则认为微观的、程序性的机制因素更有解释力。通过对广州市2014年以来水污染治理实践中两个版本“河长制”实施过程的追踪观察，本文发现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河长制”20版本正是实现了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了“双向激活”的互动机制从而提升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     

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路径

在数字时代,通过政府数据开放释放"数据红利",有利于加速形成高效流通利用的数据要素市场.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立法,是加快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保障数据开放规范性、减少数据开放地方分散立法弊端的客观需要.中国政府数据开放中央立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对于立法模式,短期内可以由国务院先行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条例》,时机成熟时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法》.在立法理念上,应注重数据开放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在立法结构上,应以开放全过程为主线,以开放核心环节为重心.对于立法核心制度,需要明确政府数据开放范围与标准,建立数据开放保密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规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与管理,明晰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责任,以不断优化数字经济营商法治环境,实现数据强国.     

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行动逻辑、优化契机、形成机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新契机.以人民为中心、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和深化改革,共同构成了新发展理念下公共管理行动逻辑的关键环节.新发展理念给公共管理带来系统优化的重要契机,也集中围绕主体、制度、技术和价值四个维度得以实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制,离不开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以民主法治为内核的体制机制保障,以网络信息为支撑的技术应用驱动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主旨的价值体系引领.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AI)伦理和治理.一是现有AI成果的技术条件——封闭性.现有AI技术的应用要求场景是封闭的,所以AI的强大能力并非完全通过自主学习而获得.本文研究表明,受到广泛关注的用户隐私等问题,源于行业规则滞后、传统设计范式的伦理非封闭性和长期效应的预测能力不足.二是技术应用的外部机制.目前主要依靠熊彼特模式,其先天局限性是诸多伦理风险的深层原因,并限制了新技术在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对熊彼特创新向公义创新升级的时代趋势的分析,提出构建公义创新动力机制的若干路径,并以养老产业为例,阐述公义创新在创造性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效能.     

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出“聚焦实现战略目标和提升引领带动能力,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京津冀三地应围绕这一目标,在紧抓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牛鼻子”、推动产业转移升级、统筹协调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促进优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体制机制全面深入对接等方面切实发力。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嘉庆时期汪志伊应对福建海盗之策

嘉庆时期福建海盗势力大涨,对福建沿海地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汪志伊于嘉庆年间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地方要职,在清源化俗的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的海盗治理方案,如肃清海盗、严查验、开海禁、注重人才、慎选官吏等,对稳定福建沿海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后疫情时代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构探究

现代社会中,社区作为社会基础以及城乡最基层的组成单位,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的维护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当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社区治理的现状时,发现城市社区在面对重大的社会事件过程中,作为最基础的承压的一方,表现出了较高的韧性,发挥了基础作用.但是,现有的基层治理体系面对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时仍然暴露了其不足的一面,社区发展良莠不齐,组织度差异程度大,居民自治意愿存在区别,政府政策的差异与配给资源的多寡不均等多方面影响着社区的健康发展.城市社区有必要在完善法律法规,积极发挥党组织带头作用,推动各主体广泛参与,完善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人才培育工作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最终建构出满足时代要求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