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     

切实提高政治执行力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政治执行力作为讲政治的实践要求,必须内化为最高政治标准和行为准则来遵循,外化为政治本领和治理能力来践行。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一个优势治理的视角

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地既有共性优势,也有特色优势.相对"问题视角"而言,"优势视角"对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运用优势治理的分析视角,通过对Z县L镇的实地调研发现:L镇以党建为抓手,结合地处城郊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务服务中心;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劳务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实践表明,在当前精准脱贫决胜攻坚阶段,各地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将其与组织优势、政策优势相结合,打造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本土化品牌.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测度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学界研究和智库权威评价体系构建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无放回抽样确定了21家样本社会智库,信度检验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两极分化状态;人才缺失是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对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问题为导向、成立协作式研究团队、完善人才结构、及开展"精细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     

通往程序之治——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中国程序观念百年演变概览

自主的程序理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程序是现代社会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正式调节机制,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与程序化程度正相关。中国古代重视程式步骤,现代程序观念形成演变则跌宕起伏,程序化建设与现代化进程大致同步:20世纪头20余年第一次现代化高潮中诞生程序观念,但混同于程式和手续,受制于权力和道德;20世纪后20余年并延续至今的第二次现代化高潮中再次生发程序观念,在科学技术程序、经济管理程序的推进下,政治法律程序注重从中国的实然状态出发,尊重科学理性,保障公民权利的正当程序获得较广泛认同,有效提升了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接下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程序化建设,要在程序表达中更好协调权利、权力和道德三者之间的系统关系。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威胁。从前期系列缅北冲突导致的问题处理经验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安全应对体系建设在预防意识的主动性、应急制度的协调性、应急体系的系统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立足中缅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其应对可从立足跨境民族众多的实情主动应对、立足边境安全事件的复杂性系统应对、立足边疆经济的落后性持续应对等方面予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