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委员会党建的实践与思考——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

业主委员会党建是城市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事关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城市基层社会的和谐。杭州市下城区先行探索,通过动员党员参选、实行"4+1"组建模式、健全管理机制、理顺与社区党委关系等做法,着力解决业主委员会存在的缺乏正能量、主心骨、管理规范、向心力、民意输入渠道及其与物业公司的协同等问题,其经验值得肯定与推广。由于外部环境、上层制度建设等原因,业主委员会党建至今存在一些普遍性难题,亟待通过完善单位党建考核、推动物业行业党建、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保障党建工作经费等路径加以解决。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回应的一项重大课题。为此,需要人们从历史的视角、现实的视角、比较的视角,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在。要从效率与公平的对接、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现实性目标与历史性目标的结合中全面把握治理效能的内在要义。通过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双向互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的内在结合,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要以"守正创新"为主基调,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革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具体制度体系,重构"大学操作系统",调动大学治理各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大学系统的动态平衡,涵养创新生态并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关于“平安中国示范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浙江省委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将浙江建设成为"平安中国示范区",这是浙江省在新时期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战略部署。推进"平安中国示范区"建设,要以重大工程为抓手,建成包括基层机构、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基础服务、协商平台等社会治理重大设施项目,进一步优化全省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设施支撑,有效解决社会治理和服务的薄弱环节。     

重大拆迁事件生成的社会逻辑及其治理——基于河南重大拆迁事件的考察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日益增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暴力拆迁""违法强拆"等事件频频发生,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系统分析重大拆迁事件,可得知其具有个体冲突和群体性冲突并存、征收补偿问题仍是矛盾焦点、拆迁手段的多样化和抗拆手段的极端化、新媒体的介入加速事件的传播扩散等共性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府行为失范、司法救济不力、补偿机制不健全、公民话语权丧失、媒体监督作用有限等社会问题。妥善化解拆迁纠纷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达成多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时间银行模式在社区互助服务中应用现状及展望——基于行动研究视角的比较分析

时间银行作为社区互助服务激励的一种实践模式,在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受学者关注程度有增无减,研究方法多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时间银行社区互助运作模式的现状、困境及模式建构缺乏深度观测与研究.安徽各地时间银行在运作主体、参与主体、运作方式上积累了探索经验,且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推行效力,但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运作机制不完善仍是实践难题.从时间银行模式推广的实践框架看,应增强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专业化,切实发挥时间银行模式提高社区互助服务参与的可能性和广泛性.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企业货币需求分析

企业货币需求是宏观货币需求的重要组成单位之一,鉴于企业微观个体存在的显著异质性,企业货币需求预测难度较大.为此,基于宏观货币需求理论,并将其与微观现金持有理论相结合,再利用2010-2019年2160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对中国企业货币需求函数进行实际验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企业货币需求规模弹性系数大约在0.63-0.70之间,呈现显著的规模经济;第二,中国企业货币需求与货币机会成本之间显著负相关,与工人工资之间显著正相关;第三,中国企业的治理水平、财务特征等微观特征变量会对企业货币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第四,中国企业货币需求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股权性质差异.     

民国学者边疆治理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述论——基于改土归流问题的分析

自历史而观,民国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学者的边疆治理建议,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具体表达。民初边患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改土归流、驻兵开发等边疆治理对策,强调更多的是国家统一与边疆各民族相融一体;抗战时期挽救民族危机背景下,边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治理建议则在深化民族平等团结融合,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他们在不同时段所表达的边疆治理思想或各有侧重,但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