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牵曳力的数值分析及流变模型评价

采用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方法求解弹性流体动力润滑（ｅｌａ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ＨＬ，以下简称弹流）问题，得到了膜厚和压力分布的完全数值解，取得了具有典型弹流特性的数值计算结果，并给出了Ｎｅｗｔｏｎ模型，Ｍａｘｗｅｌｌ模型，Ｊ－Ｔ模型及Ｂ－Ｖ模型的牵曳力数值计算表达式，在基于膜厚和压力分布的完全数值解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前两种模型进行了数值计算，得到了等     

儿童发展观流变及生态化发展趋势

儿童发展观是人们对于儿童发展问题所持有的基本观点与态度。它是儿童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保教的认识前提。儿童发展观受社会历史、科学研究、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古到今，儿童发展观经历了经验化、科学分化和生态化三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既有贡献又有局限，需要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生态化儿童发展观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儿童成长生态理念是一种生态化的儿童发展新理念。树立先进的儿童发展观，继续加深儿童发展研究，完善政策法规，推进幼儿园教育高质量发展，多层次、多途径构建良好的儿童成长生态，有效促进儿童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形成的鲜活见证：20世纪以来德昌傈僳族女性服饰流变研究

德昌是四川省境内傈僳族人口最多的县，傈僳族女性服饰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民俗文化表征，20世纪以来，在服饰形制、装饰图案、装饰材料和色彩搭配等多方面产生了变化。本文以此流变为依据，探究该地区女性服饰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挖掘服饰流变背后所透射的民族文化价值，以期为傈僳族服饰相关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立道”、“立极”、“立命”新探——“横渠四为句”的版本流变及其时代精神

"横渠四为句"即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四句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版本,而这些版本的主要差别在第二句,即或作"立道",或作"立极",或作"立命",据此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版本系统。"立道"系在文献中出现最早,当为张载原本,自宋代流传至今;它最能体现张载"当自立说"以"造道"的哲思追求,代表了第一代理学家"以道自任"的时代精神。"立极"系在南宋中后期最为流行,它集中体现了处于内外交困世局中儒家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与承担精神。"立命"系自明代以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不仅是理学家人格理想的象征,而且也成为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它虽然不是张载的原本,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上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丰富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遗产书写

十九世纪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进程,英国原有的社会结构日趋解体,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中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价值尺度.遗产继承是改变人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契机,由此演绎出一系列遗产纷争与爱情阴谋.作为具有时代烙印的社会现象,遗产继承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从奥斯汀到哈代跨越整个世纪.从历时性角度分析,遗产态度经历了从世纪初温馨现实主义的听任命运被动接受,到中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主动争取,再到中后期惊悚小说的不择手段的变化,揭示出十九世纪人们财富观念和遗产态度的流变.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辩证思维、历史流变及其现实启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最鲜明的品格,是自我扬弃、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提升的积极主动的革命性行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中,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彰显出自我革命的辩证思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法宝；坚持辩证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应对社会变革和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自我革命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局面,以自我革命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一是坚持能动性与客观性相统一；二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三是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四是坚持目标导向与解决问题相统一。     

早期刻经、写经的文本流变及其语言文字学价值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间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