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中,主体性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体性理论的实践运用就是确立人民群众的自主权,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以扩大自主权为起点和基本内容的改革历史本质上就是通过体制的改革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释放主体性的历史。改革已进入攻坚期,简政放权、释放社会创造力再次成为新一届政府的着力点。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理论为指导,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必将对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和创新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

城市更新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基层政府产生制度硬化的需求，但持续的高压体制又使其延续制度弹性的逻辑，两者间张力凸显，构成当前的治理困境。本文通过对一个试点项目中制度硬化实践的观察提出核心问题：权力运作空间如何在日益增强的规范性约束下得以再生产。本案例中，制度硬化被拆分为“结果硬化”和“过程硬化”两部分，前者标识着鲜明的刚性边界，后者则暗中预留出弹性空间。通过外部条件硬化、让步规则硬化、加压底线硬化这三重机制，基层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表及里地拓展了硬化原则背后的边界，使权力运作空间以一种更为正式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展现出更深层、隐秘的治理技术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过程。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公共治理趋势下新媒体的应用——以“微博打拐”事件为例

随着复杂性时代的到来,公共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公共问题的处理呈现从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的趋势。新媒体作为一种利用数字、网络技术等现代技术进行传播、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媒体,在公共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络监管难度、加速网络舆论群体事件的生成与扩散,但同样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流平台,为公共治理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微博打拐"这一成功案例的分析,探索公共治理与新媒体结合的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