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层级关系整合研究

目前,处在压力型体制下的我国政府组织层级之间是一种有着较为森严等级的关系,这种层级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基层政府的政策象征性执行和选择性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导致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碎片化、功能的碎片化、部门的碎片化以及服务的间断性等,严重影响着整体性政府的构建。为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层级关系进行有机整合,加强政府组织层级间的协同与合作,形塑整体性政府组织层级关系和整体性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神圣与世俗:甘青藏民族地区宗教抗制犯罪之图式

甘肃、青海和西藏都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省份。"饶益众生,利乐有情"、"命人行好,止人干歹"等宗教伦理精神和行为准则,彰显着惩恶扬善的社会主流价值,与法律要义和法治理念相契合。在民族地区的犯罪治理中,发挥宗教的正功能以抗制犯罪,既是未来继续保持该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优质因子,又是当下防治犯罪的技术要素。     

福建：推广“长汀经验”加强生态建设

福建省是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省建设构想、并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省试点的省份。2011年，福建省生态建设成效巨大，成为全国唯一水、大气、生态环境均为优的省份，森林覆盖率连续34年保持全国第一。2012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就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重要批示：     

辛亥革命前后治边理念及其演变

辛亥革命前后,面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日益严峻的形势,在新旧思想交替、中西观念汇聚的背景下,各界人士在民族关系、边疆治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反映了当时的相关理念,仿殖民体制和同化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探讨了当时仿殖民体制和同化治边理念的内涵及变化,认为如果回归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研究者会更加全面地评价这些理念及其影响。     

浅谈超载超限运输对公路的危害及其治理

超限超载产生的背景,从时间上看,超限超载运输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后中期。从原因上看,高额利润的驱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其产生的主观原因。随着公路运输的大型化和集装箱化,使超载超限运输成为普遍现象,超载超限运输对公路造成的极大损害成为公路非正常损坏的重要原因。因超限运输导致桥梁坍塌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国家交通规费的大量流失,导致汽车工业的畸形发展等,超限治理必须实行宏观调控和综合治理。     

公共卫生全球治理的法理基础与争端解决

为有效地指导和推进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必要的国际法原则和法理基础,"保护的责任"将成为一种可能的法理指导和方法。为此,国际社会应当在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领域形成"保护的责任"的特有内涵。对于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中的各种争端,可根据不同的争端情形适用"保护的责任"予以应对处理。     

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空间生成、结构属性与演进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社区形态的演进呈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图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带来了"过渡型社区"的生成,失地农民与大量外来人口在社区中的共生引发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与交融,也给"过渡型社区"的治理与未来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过渡型社区"的未来,影响着中国特色城镇化历史进程的未来,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论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新趋势: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的兴起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的来临,它已经成为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新趋势,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相比,契约治理具有一些显著特点,深入研究契约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读《史记》,探讨政府治理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于公众而言,政府组织行政效率低下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行为同样具有"经济人"特征,即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出于"利己"本性,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人性"使然而难以改变,但是通过政府治理过程,并在公众监督下逐渐改进政府行为,提高其行政效率还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中,但至今成效不甚明显。有关历史研究说明:在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成为单纯制度建设难以提升政府绩效的深层原因,因此政府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实现合意的政府治理之根本途径是建立相应的政治保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和道德自律机制;就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状况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能够道德自律的官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