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打造百年企业

1970年跻身《财富》全球500强的公司到1982年只剩下1/3。统计资料表明不同类型企业的平均寿命是不同的:全球500强的平均寿命是40—50岁,跨国公司为11—12岁,中国集团公司7—8岁,中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仅仅3-4岁。实证研究证明,企业是一个生命肌体,他也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从企业诞生的那天起,他就站到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起点,面临着生命周期的严峻挑战。在我国以海尔、联想等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相继提出了做“百年老字号”、“长寿公司”的口号,形成了一股中国企业“百年现象热”。那么如何打造“百年老店”?怎样才能使企业长寿不衰…     

超越还是沉沦——中西怀疑论比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怀疑的精神遍地流行。现在的一些人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所谓丧失道德理想、渴望堕落,痞子精神等,在学理上的根据就是一种怀疑精神。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怀疑论。中国的怀疑论我主要集中在比较典型的老庄的怀疑精神上。西方怀疑论,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三种:古希腊罗马的怀疑论、中世纪基督教的怀疑论以及近代的怀疑论。中西怀疑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上。     

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

通过一个城市的历史,去透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值得趋避的经验与教训,是城市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成都作为一个聚焦点,可以涉猎城市规模、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历史、人才、经济、技术,城市管理机制、生态机制、监督机制和应变机制等诸多问题,这也都是当今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生态工业系统研究述评与展望

从生态工业系统模型、特征、分类、实施途径以及生态工业系统与清洁生产关系等方面述评了国内外生态工业系统的研究进展,指出目前国内外研究仅停留在传统产业园区的生态建设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在工业城镇或更广泛区域构建社会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社区)共同参与的生态工业系统,并强调注重环境管理工具和高新技术产业在生态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以期为生态城市建设战略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儒家思想与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性化、全球化,已极大地打乱了人与自然的均衡。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儒家看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自然界的种种生物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因而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仁"不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处于危机之中的人类可以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必要的生态智慧思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延续寻找有效途径。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     

自然、人和自然美的疏离与统一

对自然美的认识是美学界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含有不同层面.从完全的马克思的自然观即生态自然观出发理解自然与人,既消解了人的中心地位,又消解了自然的自在状态,而同时又保持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和人的主导地位,用这种思路指导社会实践,可以消除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美与自然的疏离,创造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