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重要争议性字词考辨(一)

古今的《老子》诠释似乎陷入到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诠释学的无政府主义"窘境。但通过对地上地下几个重要版本的对勘,可获取更为可信的文本,从而为校准或深入理解老子思想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处择取可能引起思想歧变或错舛的争议性字词进行考辨,以确定"恒道""以观其所曒""浴神""天地而弗能久""抟气致柔""玄监(鉴)"等文本,并消除相关的一些误读。     

重识社会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舒尔茨《生产运动》解读

在马克思思想发生史上,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具有重要地位。在这本国家统计学著作中,舒尔茨不仅从物质生产的现实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完整地使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概念,为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启发。同时,舒尔茨的生产理论仍然是以隐性的唯心主义为根基的社会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本质差异。     

彝族孝文化文献《赛特阿育》的文本源研究

在贵州彝区的毕摩文献里，有一部反映孝文化的文本《赛特阿育》，与流传于汉区的董永行孝相关文献有密切关系。从情节内容看，《赛特阿育》是对董永行孝相关文本的彝文翻译改写，将其与董永变文、宝卷中的相关文本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天仙配宝卷》应是《赛特阿育》的文本源。     

论黄宗羲对象数学的考辨——以《易学象数论》为中心

在《易学象数论》中,黄宗羲从经学立场出发,通过预设《周易》经传本有象数学的统一,对历史上形成的以解释《周易》经传与自拟为《周易》而造作的象数学作了系统的考辨。前者关乎《周易》经传象数学的真伪问题,后者则关乎象数学的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黄宗羲对象数学的考辨,已经超出了《周易》经传系统,是对象数学的一次系统清算。     

民族声乐作品中时代性的把握 ——以《我的祖国》为例

民族声乐作品的时代性,即作品与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个人因素和演唱方法三个方面.特别是面对如《我的祖国》这类经典时代作品时,把握作品中的时代性相关因素,是理解其时代性风格特点的根本之所在.     

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若干基本问题考辨

长征中《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刊发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示应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发出指示并特别突出瑶族、苗族,是因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认为这既是当时争取以瑶族、苗族为主的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以使红军顺利通过桂东北的需要,也是将来争取以苗族为主的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的支持以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苏区的需要;指示应是1934年11月29日或30日,至迟刊发于《红星》报,当然也有12月上旬刊发的可能.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