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投影内心的独白——谈美国诗人 E.E.肯明斯的几首诗

E.E.肯明斯是美国著名的先锋诗人。他的诗歌形式变异,语言分裂,在世界诗坛独树一帜。多年来,一些学者主要从他的语言和形式上探讨他的诗歌,认为他过分追求诗歌的形式,难免在主题上缺少应有的深刻度。但笔者认为,与其说肯明斯是用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倒不如说他标新立异的诗句正是他灵魂的投影,内心的独白。本文将依据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探讨肯明斯诗歌的主题。     

诗歌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多元取向——以朗费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翻译为例

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作。“忠实”标准适用于诗歌翻译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朗费罗的一首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翻译表明，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者对诗歌的各种内容与形式因素价值评判不同，“忠实”这一标准的取向是多元的，译者对这一客观标准的主观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风格。     

论语言与建筑之意向对应

语言学与建筑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关联,它们都具有可以对应的深层结构,它们的结构元素在生成方式上也存在着对应关系.诗歌作为高度精炼的语言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样存在着结构上的相通性,它们以不同方式呈现出形体美.不同的诗歌形体对应不同的建筑类型,以此表达人们的情感.比较二者的关系可以拓展人们对艺术的理解,体会不同门类艺术的共性,并能积极启发创作思维.     

1920年代初中国新诗中的“西方”

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在发抒文化新人的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同时,表现了诗人对西方世界的中国式观察、理解与想象,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姿态与面貌出现在许多诗作中,或破败凄凉,或冷漠无情,或友善阳光,或浪漫自由。多数诗中的西方具有本体形象性和展示性;但有些诗中的西方则仅是诗人言咏的引子,到场而无形。纵向而言,那一时期新诗中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由主观感受型向具体客观型转换,由冷漠、灰暗到友善、斑斓的形象演绎过程。作为异质元素存在,西方不仅彰显了诗人们的现代世界观念,而且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兼论当代诗歌流派的解读方式

在当代诗界和学界,有关朦胧诗的叙述始终存在各种矛盾,也引发了众多争议。近年来,随着朦胧诗考古和细节化的深度展开,学界已开始重视过去30年来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历史检视。而中观研究被运用到朦胧诗派的考察,提示研究者须深入到诗人群体的内部,把握诗派流变的脉络,进而探悉其文学生命的集结点。     

论废名的生命诗学——以《谈新诗》为例

废名论诗具有浓郁的生命诗学色彩,集中体现在<谈新诗>讲稿中:坚持情感本位,突出情感的自然、活泼、饱满等活跃的生命形态;重视感兴作为诗性生命发动的枢纽地位,突出感兴的当下性、偶发性、直觉性以及对诗意的瞬间捕捉;文辞、格律、典故等等均须以能否自如、完整传达诗性生命为限,"横竖乱写"的自由创造精神乃是新诗的最高艺术境界.这种以情感与诗性为核心、以感兴为枢纽,超越古今、超越新旧、超越文字的诗学思想对新诗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大”与“大众”,勃兴与规范——网络时代诗歌发展的出路

以＂第四媒体＂网络为依托的诗歌,从备受关注到趋于平淡,它的存在已经不置可否。它与以纸质为媒介的新诗相比,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以网络为依托的新诗就是一种诗歌的新的突破。尽管多数学者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次诗歌空前狂欢的盛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网络时代的诗歌并没有在这种盛景下再度掀起大众对诗歌的狂热追逐——纸质传媒时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对人本位的冲击外,恐怕最深层的还是新诗自身发展的病态——借助政治的力量和＂大众＂联盟,换来的却是一种被利用的＂活跃＂与和平的＂消沉＂,因此笔者大胆认为网络时代诗歌真正的勃兴还远没有到来,寻找出路才是当下的题中之意。     

“废墟”诞生“花”的海洋——论诗歌精神的大规模还乡

诗歌精神是民族、时代和个人的宝贵财富。诗歌的外在生存环境制约着诗歌精神的发展,时代的困窘,诗歌精神一度衰微,致使集体还乡的艰难。汶川地震发生后涌现出大量的诗篇,诗歌的青春和活力再次不可遏止的迸发,那撼动人心的诗性光辉预告着诗歌精神大规模的回归与还乡。     

"文章或有山林意"——论汪曾祺的游记创作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十年间,汪曾祺写下数十篇游记,充满着独特的山水情致。他徜徉在山水间总关注其人文内涵,常具有独特的幽默感。其游记具有诗的构思,常以诗句描绘山水景色,使游记充满诗意。他常以画意构图、将画境入文,使其游记常具有画趣。汪曾祺的游记自然、随意、清丽、淡雅,在当代游记创作中独树一帜。     

二李词悲剧型美感溯源

南唐后主李煜从地上皇一下子沦为阶下囚,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从仕宦贵妇到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身世的巨大浮沉使他们对自己悲惨处境的愤懑、对所处悲剧性时代的无奈以及对无常人生的深刻感悟,都真实地通过其词作表现出强烈的悲剧型美感,产生的独特魅力打动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