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

探究茅盾前期为人生的进化文学观的渊源,不能不对他与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作一番具体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五四”前后,茅盾曾积极鼓吹和提倡过西方的自然主义,“主张吸取以左拉为首的法国兴盛时期的自然主义,作为当务之急”。然而,他在最近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却说:“我主张先要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但又坚决地反对提倡它们。”若全面以观,他对自然主义的态度常常是又怀疑又相信,并且前后尚有变化。他不仅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而且通过一九二二年的“自然主义的论战”越发坚信并“提倡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了。我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提倡不提倡(即使提倡它     

薛绥之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薛绥之老师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们长时期和他在一起工作,对于他的突然离世感到极大的悲痛和惋惜。薛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的知名学者。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献身于中国新文学研究事业的精神,他在这一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为许多研究者所熟知、所称道、所敬佩。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弄清"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能仅仅以儒佛道文化取代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则是个多元复杂的系统结构,这是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应选取新的视角切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深层关系。古代文学既是传统文化通向现代文学的艺术桥梁也是播扬传统文化的良性媒介,故必须透过古代文学研究来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从精神层面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内涵的趋同性诚然重要,但是从主体思维方式的角度深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探究却是抓住了根本的根本。     

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的"英雄理念"

革命英雄理念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毛泽东虽没直接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但探讨革命英雄理念却绕不过他的英雄观.其实早在20年代革命英雄理念已提出来,到了左翼文学思潮勃兴时,它便具有完整的理念形态;不过把革命英雄理念与个体英雄或个人主义英雄对立起来,将主观想像的英雄强加给现实中的英雄,却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相悖理.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断想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走向成熟”的说法提出质疑。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经过充分学术研究与学理论证的基础上,至今仍缺乏学科规范的完整性与学术研究的自觉性。衡量“现代文学”学科是否走向成熟,标志之一是所选取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是否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与文学史的多维结构和本来面貌是否相吻合;标志之二是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队伍是否具有独立的学术意识、自由的学术心态、自主的学术追求和个性化的学术品格;标志之三是进入９０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在分化中形成的学术本位派所研究的成果呈现出真正的“学术史”或“学术至上”的趋向,也许这是判断该学科是否成熟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非理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非理性学是20世纪中国学的结构性存在，有其客观的产生、发展、衍变过程。在审美形态上，非理性学主要表现为非理性的感觉体验与哲理思辩的浑融结合，主题的超越性、深邃性相结合，以及玄学色彩等；在艺术表现上，则是象征与隐喻的成功利用，隐喻成为非理性学的本体性审美构成。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

20世纪80年代通过＂拨乱反正＂的除弊祛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极左政治化模式中拯救出来。然而,这种＂去政治化＂在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亦产生了值得关注的负效应,这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书写淡化或舍弃政治背景,或不写少写文学思想论争,或贬抑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或冷落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或过分抬高与大时代无关或疏离主流政治的作家作品等。为纠正此偏颇,必须辩证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与各种政治形态的双层关系,即宏观上窥察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与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系统形成和演变的因果关系,微观上透析不同政治意识与不同样态审美文本构成的深微关系。     

试论鲁迅开展批评的辩证法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土鲁迅,在他的光辉的战斗一生中,不仅重视而且善于开展批评或斗争。他的杂文,特别后期的杂文,大部分是对付敌人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批评人民内部、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倾向和缺点的。这些杂文,为我们正确开展批评或斗争树立了典范。毛主席赞扬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这不仪对鲁迅后期杂文作了崇高的评价,而且也深刻地说明了鲁迅开展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