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     

《墨子》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

《墨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典籍。在文学史上，《墨子》以其突出的逻辑性和语言质朴著称。拟对《墨子》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进行初步比较分析，以期丰富《墨子》的翻译研究。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孔雀东南飞》英译策略对比研究

本文以《孔雀东南飞》亚瑟·韦利、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句式结构、中国文化负载词和修辞"三个方面,对三个译本的翻译进行了探讨。对比研究了韦、许、汪分别采取的归化异化策略与各自译本的表达效果,总结了归化异化策略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翻译中的具体运用原则。     

《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新民主主义论》与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探微

进入1940年,周扬的新文学史观在对待旧文体、新文学的历史分期和对文学革命及主要人物的评价等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于1940年1月的发表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周扬所写的有关新文学研究的文章,发现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与其身份的特殊性密切联系。周扬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更是中共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者,其新文学史观此时已经带有一定的政治烙印。研究周扬这时期文学中被后人忽视的细微差别,有助于准确把握周扬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