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背离——《模仿者》中辛格对文化身份的追寻

后殖民背景中,奈保尔笔下的模仿不再只是一种殖民策略,其中更蕴含着对强势文化的背离倾向。在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模仿与背离构成了一对矛盾,最终在对立和博弈中指向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模仿者》中的辛格一直为文化上的"无家可归"感所困扰,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错位造成了他文化身份的模糊以及自我认知的障碍。文章以小说的故事时间为序,分析辛格对其文化身份的追寻之路,从自觉模仿到拒绝模仿,最终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辛格的转变反映了奈保尔笔下的模仿不再只是一种殖民策略,更蕴含着对强势文化的背离。这种背离展现了作者对殖民地人民文化身份的思考,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来自《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启示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全面地阐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儿童”作为具有独特行为方式的参与者，“经验”作为一种立足于生存意义上的探究性力量，以及“民主”与“共同体”作为普遍的社会条件与组织形式，这三者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彼此内在互相作用的有机整合，一种生命之成长的基本结构。在这个深广的意义上，可以说儿童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的实现主要并不得自于对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维护或改善；就其根源上讲，它来自于杜威对“民主社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基本内容在于，如何在一种充分开展的“社会探究”活动中使儿童产生兴趣，使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的参与性的特质，而这同时也体现了杜威对于“经验”作为个体与环境相互依存、彼此造就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体现人之具体成长方式的信念。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最为基本意义上的“教育”的开展而使儿童实现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本文力图通过对《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著作的再解读以期寻求“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的科学和哲学的解答。     

《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记忆为了遗忘：沃德·贾斯特《遗忘》 中的记忆书写

沃德·贾斯特虽以“遗忘”为题，却以积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雾气重重的索姆河搭建了特殊的记忆之场，从而将当下后9·11时代置于更大的历史景深之中，以历史的眼光反思当下弥漫的暴力复仇情绪。主人公托马斯因其画家身份而成为一名独特的记忆者，绘画作为记忆的媒介促使托马斯关注他者继而分享记忆，探寻建立记忆共同体的可能，以期打破记忆与遗忘的对立，在记忆、宽恕与遗忘的纠葛中厘清对错，实现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