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徵圣》“装点门面”说辩

《徵圣》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提出了文章的创作主体和以圣人之文为标准的创作准则。将《徵圣》与《宗经》进行比较,从逻辑上得出《徵圣》为《宗经》之前提,二者内容相似但论述重点有所不同。另外,《徵圣》提出的为文标准与刘勰于此篇所提的"体要"观在全书也得到了由始而终的贯彻。因此,纪昀评价《徵圣》的"装点门面"说有其不当之处。     

《幸运的吉姆》：小人物的愤怒与抗争

“愤怒的青年”文学流派中最著名的小说《幸运的吉姆》表达的是小人物对生存现状与社会不公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与抗争。令人窒息的学院派作风、虚伪“精英文化”的趾高气扬和功利驱使下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吉姆愤怒的诱因。吉姆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他的奋力抗争代表的是社会中下阶层小人物对现实的反击。     

试用“符号矩阵”解析小说《狐》双性同体观

运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解析《狐》中的双性同体人特征以及情感纠葛。《狐》中符号矩阵四个语义素女性、男性、非男性、非女性分别代表小说主角班德福、狐狸、亨利与玛奇,双性同体人玛奇与亨利会随环境变化而发生角色转化。分析双性同体人玛奇、亨利与狐狸、班德福之间发生的情感纠葛可以得出,双性同体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选择性展露出雌性或雄性,从而达到情感双方异性相吸、和谐相处的圆满结局。     

论《论语》人物品评的主要方法

《论语》中记载了大量的人物品评事例.《论语》的人物品评既是孔子阐发自己思想观点的方式,也是孔子培养人,教育人的有效途径.孔子品评人物与其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相一致,通过对学生的品性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评价,依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其进行教育、点拨.同时,《论语》品评人物的方法也是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论语》品评人物的主要方法有品藻法和品第法、比喻法、品类法和一字评等.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读

嵇康《卜疑》是拟屈原《卜居》之作,两文互文开放,呈现出从卜问宅基到卜问处世再到愤激质疑世道的轨迹,又各自与所处文化语境互文相生。屈原《卜居》与古代卜辞结构相通,嵇康《卜疑》在结构上仿效《卜居》,在思想上凸显徘徊于显隐之间、嫉邪憎恶却无能为力的无奈心理。魏晋时期对屈原的广泛接受是《卜疑》拟效《卜居》的独特语境。     

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

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依托《颜氏家训》涵养国家和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反映中国优良家风与传统家规的一部杰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关涉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可深入挖掘以古为今用。就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八个词汇而言，《颜氏家训》与其中“文明”“和谐”“公正”三大词汇多有关联。就“文明”价值观而言，该著对品行情操有建构性论述、对社会风气有规范性引导，推崇“礼”文明，在如何形成“好文章”上多有创建。就“公正”而言，它在家庭教育、交际处世及政治制度反思方面均有涵养与涉猎。在“和谐”方面，它批判古代家族政治制度及不合理的封建伦理观，论及人与自我内心的和谐、个体生命与外界时代的和谐、人才在国家稳固和政治和谐中的作用。此外，该著在“爱国”“富强”“自由”等词汇方面也有涉猎与涵养。     

模仿与背离——《模仿者》中辛格对文化身份的追寻

后殖民背景中,奈保尔笔下的模仿不再只是一种殖民策略,其中更蕴含着对强势文化的背离倾向。在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模仿与背离构成了一对矛盾,最终在对立和博弈中指向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模仿者》中的辛格一直为文化上的"无家可归"感所困扰,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错位造成了他文化身份的模糊以及自我认知的障碍。文章以小说的故事时间为序,分析辛格对其文化身份的追寻之路,从自觉模仿到拒绝模仿,最终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辛格的转变反映了奈保尔笔下的模仿不再只是一种殖民策略,更蕴含着对强势文化的背离。这种背离展现了作者对殖民地人民文化身份的思考,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来自《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启示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全面地阐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儿童”作为具有独特行为方式的参与者，“经验”作为一种立足于生存意义上的探究性力量，以及“民主”与“共同体”作为普遍的社会条件与组织形式，这三者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彼此内在互相作用的有机整合，一种生命之成长的基本结构。在这个深广的意义上，可以说儿童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的实现主要并不得自于对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维护或改善；就其根源上讲，它来自于杜威对“民主社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基本内容在于，如何在一种充分开展的“社会探究”活动中使儿童产生兴趣，使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的参与性的特质，而这同时也体现了杜威对于“经验”作为个体与环境相互依存、彼此造就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体现人之具体成长方式的信念。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最为基本意义上的“教育”的开展而使儿童实现真正的政治生活参与。本文力图通过对《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著作的再解读以期寻求“儿童的政治生活参与何以可能”的科学和哲学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