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制度保障、障碍及政策优化

正一、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背景(一)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导向2013年,若干重大会议均围绕着新型城镇化展开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重大会议如此密集地讨论市民化议题是绝无仅有的。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放在突出位置","要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入城,面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社会工作有必要以其独特的个案、小组、社区和行政工作的介入模式,帮其建立和完善"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     

基于博弈论的农民工文化需求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在社会中占主导,他们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因此,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是不容忽视的。基于博弈论,本文针对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两方面构建了博弈矩阵,并进行了博弈均衡分析,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均满足的情况下,为最优。可是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加大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时,效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即农民工文化建设往往不尽如人意,归根结底是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致使相关政策无法落实。政府是落实农民工文化建设的主体,社区是为农民工服务主要平台,企业在满足农民工文化需求方面负有主要责任。总之,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其精神文化建设是我国今后应当着力解决的。     

社会认同视角下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本底支撑。但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如下困境:被动城市化滋生了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拒斥性认同;集中安置解构了失地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社会比较产生的挫败感消解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认同;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情感认同。破解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急需建构失地农民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一是要千方百计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二是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居住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是要建立失地农民心理疏导机制,重构失地农民以情感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网;四是要多措并举重构失地农民新的社会交往网络。     

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基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农民工调查数据

农民工就业质量议题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综合情况较好,工作较为稳定,工作环境更人性一些,劳资关系也更加和谐;而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享受、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要更好些。这种差异,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权利意识、企业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因素有关。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上还比较低,可以通过加强法制保障、提高就业能力等路径,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也称之为人的城镇化,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人的发展。在城镇化的传统评价体系中,我们主要使用市民数量、城镇数量、城乡基础设施等指标来评价农民市民化程度,重点放在评价市民化、城镇化数量扩张及"物的城镇化"等硬件方面,却严重缺乏对"人的城镇化"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注重社会环境、身份认同、社会权利等行为与态度指标,重新构建了一套评价农民市民化的指标体系,以弥补现有评价指标的缺陷。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与政府博弈问题初探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在选择迁居城市成为市民或继续留在农村保持农民身份时,农民都表现出他们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导向通过影响农民的决策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我们可以把农民市民化看成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上下博弈问题.最后的均衡是政府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吸引"性政策,让农民迁居城市转变为市民.     

马戎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出版

21世纪前10年,中国西部地区在许多方面发生重大变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国家和沿海省市在西部的投资和项目建设大幅度增加,同时几百万中部、沿海汉族流动人口进入西部,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市的转移速度加快,这使汉族企业和当地少数民族企业之间、外省汉族农民工和本区少数民族农民工之间在西部城镇就业和发展     

论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精准治理体系构建

社会救助精准治理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基于吉尔伯特社会政策分析框架和政策精准性要素,提出了构建社会救助精准治理的要素及路径。进而围绕政策要素分析框架,从国家、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探索了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精准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提出应从国家层面提升农民工社会救助的法治水平,从社会层面提升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意识,从政府层面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格局;在救助对象、救助门槛和救助方式、筹资方式、管理和输送等方面,合理设计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