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彝族音乐文化渊源探析

川南彝族音乐文化以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成为维系川南彝族人民重要的精神文化载体。川南彝族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生存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丰繁的民俗文化共同形成了彝族音乐的艺术渊源。     

《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的学术史价值

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诉求.凉山彝族拼音文字经历了艰苦创制,实验推行,再三修改,最后被终止使用这样的一个历时性发展过程,在彝族文字的发展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研究价值,尤其是对后来的四川省《彝文规范方案》的产生、使用和推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梳理这段学术史,从个案研究的角度重新检视少数民族拼音文字的创制、使用和推广中的经验和得失,对当下民族语言文字运用的政策制定和学术参与,当有其前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过山瑶的神像画——来自广西昭平县茅坪瑶寨的考察

我国许多民族,许多宗教中,都存在着神像画,自古以来都有着鬼神信仰的瑶族社会也不例外,许多仪式都离不开神像画.对于瑶族宗教仪式研究的成果数不胜数,但对于神像画与仪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神像画在仪式中所具有的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的研究成果迄今仍阙如付.因此,文章试图通过对仙回瑶族神像画的研究,来解读神像画与仪式之间的关系,剖析其在仪式中所营造的特定环境和独特作用,分析画像背后所包含的宗教信仰问题和功能、象征意义.     

传播学视阈下的土家梯玛及其神歌

梯玛是土家族的宗教人员,担负了传承土家族歌舞、祭祀等仪式的职责,是土家族古代社会重要的民族文化传播者。土家族梯玛的文化传播功能大体上分为几个方面,其一是他们主持摆手舞、八宝铜铃舞等,传承土家族民俗;其二是他们为土家人行医诊疗、调解纠纷,传递医药知识和社会伦理观念;更关键的是,梯玛活动留下了号称“研究土家族人文历史的活化石”的《梯玛神歌》。     

仪式与村寨共同体社会运作——红河州老刘寨苗族“祭龙”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老刘寨苗族“祭龙”仪式在构筑起村寨生活秩序制度性网络的同时,又将其内化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将其视为自身生产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常态化机制。与其说祭龙仪式是一种宗教行为的展演,毋宁说是人们正常生活得以进行的秩序所在、一个日常生活的制度性要素。     

云南彝族《理朵苏》的教育思想

《理朵苏》是云南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教育经典。它的内容涵盖了仁义道德、读书习礼、忠君守法、尊老爱幼等丰富的教育及哲学思想,对今天社会发展和进步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盘王节:瑶族的狂欢盛典

<正>时令过了小雪,湘南这片广袤的山林仍看不到一丝冬天的萧瑟。徜徉在"神州瑶都"江华的山山水水间,到处是一派丰收的喜庆图景:果园里,板栗咧开了嘴,橘子笑弯了腰,硕大的柿子像挂满了一树的红灯笼;秋收之后的稻田早已种上了各色蔬菜,田野重新披上了嫩绿的衣裳。这个时候,瑶寨里的喜事接二连三,鞭炮声、锣鼓声     

“大调解”背景下彝族地区“检调对接”机制的构建

“检调对接”机制是检察机关与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对接,是“大调解”模式在检察环节的充分运用,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刑事和解的创新工作机制。拟在“检调对接”机制的实证及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彝族地区的特点,对彝族地区“检调对接”机制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真实”与“建构”的二元对立——论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的断裂与合作

本文借助发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三个案例,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还原到具体情境中去观察和讨论。文章指出,在规范文本乃至法律运作的现实过程中,由于知识系统、价值观念及具体程序性等差异,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之间的断裂和冲突现实存在;但同时,在纠纷解决活动中,当事人,第三方“德古”甚至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在内,都并非囿于二元化的思维模式,而是体现出多元化的规范或权威之间相互利用、配合和弥补的趋势。我们需对学术话语所建构的二元分离加以反思,而超越“二元”模式的真正契机往往不是从立法领域,而是从司法及法律实践领域开始的。     

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的最佳本土模式——读《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一文有感兼与马林英教授等商榷

马林英教授等撰写的《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以凉山彝族农村人命案司法实践为例》一文,肯定了彝族民间刑法及刑事司法对“人命案”处理的合理性。笔者的分析指出,从实体法角度,彝族刑法对“人命案”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界定存在不合法且不合情理之处;从程序法角度,本土刑事司法程序不能很好保障“人命案”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在此基础上,提出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最佳本土模式的可能方向是,构建与彝族传统司法接轨的刑事和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