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逻辑

长期以来,“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经济和政治的从属性存在,而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展开研究.故对学界而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新问题,缺少必要的理论积累.此外,人们也常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实践问题,对其理论逻辑关注不够,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体制改革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理解.本文试图围绕着“体制生成论”——“体制构造论”——“体制转换论”——“体制协调论”这一系列理论分析框架,以发现社会管理体制的生成、结构特征及其变革转化的一般性规律,为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试论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诸葛亮人格特征成因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分析诸葛亮的心理传记,发现影响诸葛亮成才以及人格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家世与遗传为其成才提供了前提;战乱中的流徙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他人生奋斗的方向;自我同一性危机为其人生提供了奋斗的动力基础;人际际遇使得具体的人生梦想得以形成;个人的奋进与历练是其成才的根本。     

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

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作为制度文本中的“自治组织”和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末梢”,社区居委会在承接城市基层再整合功能的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与“力不从心”.商品住宅区业主们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

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关怀,还是一种研究立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尚未获得开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厚的学理支撑,究其原因,在于各种理论范式的束缚和分析框架的约制,使本身根植于底层社会的社会转型议题囿于宏大叙事、结构秩序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其研究过程亦悬置于底层生活层面之上而与底层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富有底层意识和底层关怀的底层社会研究,要求研究者理清底层行动者"行动逻辑"的二重分殊,特别关注底层行动者真实和变通的存在方式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之间的距离;强化"深度在场"意识,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底层行动者的遭遇及命运;用"积极干预"重塑研究者的行动立场,向行动者或研究者揭示抗争行动背后的关系实质。     

“《华严》不如艮”与宋明儒佛论争

隋唐佛教盛行,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意在尊儒辟佛。北宋理学兴起,诸儒相继阐扬《周易》性天之道以排佛教,周敦颐、程颐的一句闲谈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被后儒转相称述,这引起了好佛士人及僧人的很大不满,李纯甫、焦竑等人对周、程这句话多有非议,明末高僧莲池祩宏在其著述里更是多次予以驳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佛既相互融合又相互论争,《华严》不如艮是了解宋明儒佛论争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透过《华严》不如艮话语的争论,我们看到不论是好儒者的过度自夸,还是好佛者的反唇相讥,双方基本上都有君子风度,都没有把对方骂得一无是处,这显示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及其争也君子的文明雅度。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即便是争吵,其中也透露出中国文化可爱与幽默的品格,这对宗教文化多元的当今世界如何实现和谐共处也很有启发意义。     

不可分的效用函数下健康效用与最优碳税

以往对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的分析大都建立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分的基础上,这说明消费者在休闲娱乐和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并不受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然而商品价格变化不仅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而且对环境质量和娱乐、对劳动力的供给也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不仅假设效用函数是不可分的,同时在效用函数直接引入与环境质量和娱乐相关的健康水平,并且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重要的假设即休闲娱乐有益于健康,进一步得出环境税的征收一方面改善了环境质量,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产品价格,使得居民收入相对减少,但由此相应增加锻炼身体的时间,进而提高健康水平。总之,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供给会逐渐提高,至少弥补了部分由于产品价格提高带来的短期内劳动力的减少,因此从长期看,环境税的这种健康效用确保了双重红利的存在。     

人力资本差异性作用的影响因素——基于教育程度与网络场域关系的分析

在当前中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背景下,探讨人力资本作用效果的差异性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深入理解教育程度与外在社会因素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差异性作用及其结果的产生,不仅由人力资本自身内涵特征的不同而导致,而且由于拥有人力资本的个体处于一种实际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与社会宏观体制、中观组织环境等外在条件不断发生互动,因此人力资本作用效果的差异性亦受到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即个体人力资本作用发挥及结果体现要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宏观体制环境与组织制度背景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基于体制差异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场域是影响教育程度作用发挥的重要外在社会体制环境与组织制度背景,导致人力资本作用结果在收入方面的差异性表现。     

反思与重构:我国慈善事业研究

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公民福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八大对中国慈善事业的革新与健康发展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打开了自身发展的新篇章.本文对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探析我国慈善事业的推进策略.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文明的高度如同木桶定律那样，取决于其短板而非长处。作为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垃圾问题虽然像梦魇一般纠缠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是那块不被关注的短板。伴随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路线，中国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已使这块短板凸显了出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作为现代文明之病已从城市快速渗透到广袤的，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地区。当农民完全被纳入大众消费社会之时，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就不可能逆转，也是现代文明崩溃的起点。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迄今大都集中在垃圾问题的分类、回收再利用等技术和经济层面的探索上，但散乱的垃圾处理和生活垃圾的日常性取决于农村空间的再造和村民主体意识的重建。因此，本文基于农村地区的调研，从被裹挟于现代化浪潮的村民和村落治理的角度来解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层面探讨一条综合治理的途径，即共助体系的形成。一是发展社会导向的政策与退耕还林模式的公助；二是基于公共性互助纽带的重建；三是通过乡土教育来推动村民的自助和对乡土价值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