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希拉克

能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吸引媒体目光的政治家并不多见,希拉克就是其中一个。经过旷日持久的反对派举报、媒体披露、司法调查和当庭辩论,2011年底巴黎司法机关以"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判决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两年有期徒刑,但缓期执行。法国司法机     

王冲汉：纽约医疗法庭的华人督察官

1997年以前,医学督察官这一职务在美国司法机构并不存在,来自上海的一名中国医生为它的诞生提供了契机,并使自己成为纽约医疗法庭首位华裔医学督察官.     

用工单位应善用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

在单位用工过程中，如何正确区分并妥善处理好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关系，往往成为困扰劳资双方的问题，也是劳动行政部门、司法系统比较难以界定的两个概念。笔者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单位用工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对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企业和劳动者解决些许困惑。     

论法官程序思维的培养——从法官思维行政化问题切入

司法权长期采取类行政方式运行,导致法官“上命下从”的行政化思维方式与行动逻辑,成为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的隐性障碍。法律、程序与职业伦理等形塑法官裁判思维的诸要素在科层型司法结构中处于失灵状态,是为法官行政化思维方式的温床。法官思维方式的行政化表现为依赖集体决策与请示汇报,偏好法定证据,把司法解释当作行政命令加以执行等。司法去行政化改革通过内设机构改革与法官员额制,着力打造扁平化、同等型司法,为法官思维方式去行政化创造了客观环境。欲帮助法官实现思维方式的去行政化,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培养法官的程序思维。     

人工智能与法治关系辨析

人工智能这一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为法治增长点,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套程序,它是由算法和数据结构组成,不能导致良法的出现,因为良法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离不开人类的价值评判,而算法作为人类物质条件束集,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缺乏实践的能力;人工智能体现的是策略化思维,强调程序的预测控制功能,而审判是规范思维,强调程序的表达功能,法官依靠对法律的信仰而非记忆来裁判案件,这种非博弈化的行为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效仿的;人工智能能够储存、分析海量的数据,但司法需要的是经验,而经验是人类生活的绵延内化并非数据的符码化排列,二者不可通约,更不可替代;毋庸讳言,人工智能在司法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法治的实现更应注重制度建设,人工智能应在这一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     

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中禁诉令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发展愈发复杂化,并且往往以国际平行诉讼的方式呈现,各国通过禁诉令、禁执令、反禁诉令等方式争夺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司法管辖权,我国企业所受影响较大,2020年,最高法院为捍卫司法主权接连做出四个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的禁诉令的裁定,并在民事诉讼领域创造性地适用按日顶格罚款的计罚方式.通过研究国内外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中禁诉令的适用,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在坚持司法礼让的原则下,积极应对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司法管辖权的争夺,维护有序的国际市场和司法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界说——以公民权之司法保护为基点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在公民权之司法保护的语境下,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论刑事未成年被害人救济体系的建构

刑事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不法侵害后,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赔偿,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对此都作出了努力,构建了多元化、系统化的救济模式。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根据我国法制现状,构建以被告人的赔偿为基础,国家补偿、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的被害人救济机制。     

高等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机制探析

针对高等教育平等权实现问题,探析了高等教育平等权的含义,考察了高等教育平等权的实施现状,运用行政法的控权理论与分析框架,提出应建立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控制和监督高校制定招生计划的行为,实现公民高等教育的平等权。     

防卫权行使困局的成因及其破解

出于节省资源、提高效率的部门利益需要,不少防卫人被作为＂斗殴＂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往往按照＂不得已＂标准考量防卫人的行为性质;防卫人在罪犯逃离现场从而获得防卫机会时进行防卫,往往被一刀切地认定为＂防卫不适时＂;公、检、法受理防卫类案件的程序和特点,使得防卫人经常被定性为＂伤害（杀人）＂而得不到制度性的制约和救济,最终,形成公民不能、不愿行使防卫权之困局。破解对策为：规范涉及＂斗殴＂定性处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明确不得按照＂不得已＂标准判定行为性质;确定犯罪嫌疑人携赃物逃离现场行为性质为＂正在进行＂;对＂扭送权＂相关内容及其范围、对象和损害后果之责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和细化,使其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