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碳排放行为的法律规制——以碳中和理念为中心

全球气候变暖，减排势在必行。个人碳排放虽然在我国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但鉴于耗散结构的作用和间接排放的影响，个人减排对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在低碳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应厘清碳中和理念的内涵，在借鉴国外碳中和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我国个人碳排放的法律规制路径，逐步建立包含信息披露、补贴和标准制度在内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竞争立法与竞争秩序建构——以行政垄断规制必要性为中心

对竞争秩序概念内涵、竞争秩序建构可行性、转型经济竞争秩序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分析发现,发挥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和限制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实现经济转型和竞争秩序建构的基本要求。出于行政力量和行政性安排在中国过度存在的基本社会现实,中国反垄断立法必须更多地从中国国情而不是西方现成经验中寻找制度的根基,行政垄断规制应当与竞争得以开展的基础制度和环境的确立、经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止同步进行。     

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与环境规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因环境规制产生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数字社会背景下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法律规制

超级平台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驱动传统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并凭借技术和资源优势，形成了在线上市场中的强大控制力——平台私权力。指出超级平台私权力无序扩张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侵害用户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和损害公共利益等，而厘清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来源是采取针对性规制措施的关键。鉴于此，采用权力溯源的分析路径，明确了构成超级平台私权力的三个来源，即用户协议的权利让渡、政府公权力的默许或授权以及技术先占中的自我赋权；同时，依其权力来源的不同，从多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包括治理平台用户协议、明确平台权力边界以及规范平台技术应用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行平台用户协议规范模板、建立平台用户协议合规性评价标准体系、约束平台遵守法定权限、规制“平台内软法”及完善算法解释权等措施，以期进一步规制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无序扩张，落实超级平台责任。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经济法调整对象探析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但什么是“特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法学界仍存在很大分歧。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范围及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作了粗浅的分析。     

从法经济学视角浅谈性的理性选择与规制

本文主要通过对性活动内生的结婚和离婚制度作出简要的经济学理性分析，以期从法经济学视角在性活动及其规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方面获取进一步的认识。     

经营规模、社会责任感知对粮农化肥减施行为的研究——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

为更好地推进我国绿色农业发展，减少化肥施用，促进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本文从经营规模、社会责任感知、政府规制等角度对粮农在种粮过程中的化肥减施行为进行探究。以山东省411户粮农作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探究经营规模、社会责任感知对粮农化肥减施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营规模、社会责任感知对粮农化肥减施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政府规制在经营规模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在社会责任感知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控制变量中，身体状况、村干部担任情况、兼业情况、合作社加入情况这四个因素对粮农化肥减施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收入占比、劳动力总数、土地分散程度负向影响粮农化肥减施行为。因此，政府应当合理适度对化肥过量施用导致污染的行为做出处罚，并应鼓励粮农加入农业合作社。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