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另辟蹊径的阐释在论证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除了学生时代的短暂邂逅之外，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一直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态度，并自觉清除其思想中可能的浪漫主义要素。他与德国浪漫派在一些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说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不如说源于相同的时代问题。他们共同面对这些问题，但分别给出了各自的诊断和处方。鉴于双方在基本方法和基础信念上的根本差异，不能因为这些观念的表面相似就轻率断言马克思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或者批评他沾染上了浪漫主义的弊病。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背离的法社会学探究

通过对劳务派遣法律规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考察发现:法律规制是一回事,劳动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劳动实践中通行并发挥作用的规则,并不完全等同于书本上的劳动法律.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并解释该现象以及如何分析其成因并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对策是我们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运用"行动中的法"的理论分析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修改、实施问题,揭示了劳务派遣法律规制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并予以理论化和类型化,进而从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即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不足,影响了法律规制的实施效果;弱化的行政执法,造成了法律规制效果的低下;"双轨制"用工制约了法律规制实施效果,三方之交易行为规避法律条款,架空了法律规制.     

梁启超的新民构想

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创立新民说.他认为,导致戊戌变法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下而上地造就出一代拥戴变法的新民来.在他的心目中,新民应该有摆脱奴性束缚的品格,应该有高尚的公德意识,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应该有尚武精神.以创立新民说为标志,梁启超开始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能力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个人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读生产力、分工、共同体、分配正义等问题的重要视角。他们将人的能力看作生产力的内在维度,进而把历史看作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虚幻的共同体"以金钱评价个人能力,而"真正的共同体"以个人能力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导致个人能力差异,因而在分配领域,个人能力差异不应当引起占有和消费的差别。马克思的能力思想对中国处理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协调经济增长与公平正义、推进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回到亚当·斯密:法律经济学的古典起源

本文对亚当·斯密及其先辈对法律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思想史的追溯,从而得到如下的启示:古典经济学家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是着眼于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来落笔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商业社会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是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之维护而逐渐被需要出来的,然后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而逐渐由城市扩及到农村地区,实现普遍的良好的政府治理秩序。反观当代法律经济学的定义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科学的立场、乃至实证的角度,寻找最优的法律体系建立,或者检验既有法律的效率高低。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但是,却也使得法律经济学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穿透力上尚且有所欠缺。因此,当代法律经济学亟需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诸位先哲中汲取更多思想的力量,为一个更为深远的基于生产的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研究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坏无限"与"真无限"

"无限"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乃至在整个德国观念论思想中都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深入理解无限的意义内涵、显现形态和达到方式,对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结构、动力和目的来说非常关键.在作为科学之形式的《逻辑学》中,无限及其两个核心形态——坏的无限与真的无限——最早在实有的部分得到了专题的讨论.依据对这部分文本的解读,梳理和总结两种无限的结构特点,并揭示其背后理性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