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水权法律制度的思考

水权的涵义和性质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学者对水权的内涵和性质都没有统一的看法,文章通过对水权内涵的界定,认为水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水资源法律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水权法律制度的建议。     

清水江契约缀合及辨伪三则——兼论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文书复原是文书研究的起始步骤,"缀合"即是完成这一关键环节的一种广为应用的研究方法。从对文书之物质载体的关注出发,可以对三组广受学界关注的清水江契约进行缀合。无论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文本离散,还是人为对文本的刻意分割,都可以通过文书的重新拼缀向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完全的信息,从而进行更符合文书原貌的讨论。对于残片及其缀合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对于契约文书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其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完善文本信息;另一方面,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之于人们对传统契约之运作机理的理解无疑是极为关键的。     

村级债务的现状、体制成因及其化解——对223个行政村及3个样本县(市)的调查

以对223个样本村和3个样本县的调查为基础,本文分析了中国村级债务的规模、来源结构、用途结构和偿债能力,对形成村级债务深层次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村级债务问题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本文提出了化解村级债务的基本思路: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存量债务,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严格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不合理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关于如何完善土地流转的制度探讨---基于日本农地中间管理制度的分析与启示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但是,实现土地有序流转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日本近年实施的农地中间管理制度旨在通过建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农地银行)及相应的流转机制和流转补贴制度,促进土地向农业承担主体集中,提高农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通过对该制度的细致总结和效果分析,认为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有必要以目标为导向,完善制度设计、细化政策措施、调整农业补贴并注重基层和农民参与。     

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伦理反思

现代农业创造了许多高产出和高效率的发展奇迹,但因其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的缺失而产生了诸如人类健康和环境等重大的社会问题,亟需认真思考农业的内在价值和伦理诉求,重构现代农业发展新道德。中国农业正处在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尊重生物和自然生态系统内在价值,传播和诠释以"时""地""度"和"法"为四维的整体性的农业伦理学体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农业文明的生态德性,发展负责任的可持续农业。     

新家庭农业的形成机制与现实影响

以安徽明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发现虽然农村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由留守在家的老人或妇女承担,但实际上,出于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双重需要,年轻农民工到了夏秋农忙季节大多会返乡接替家里的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新的家庭农业生产和组织形式。这种新家庭农业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有序分配,合理利用家庭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实现了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了小农经济的效率,为农村经济、家庭和国家粮食安全都带来了有益的影响。     

生命价值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制度

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制度主要包括以种植或养殖为基础的自我供养、以晚辈支撑为基础的后代供养和以福利支持为基础的社会供养.对中国留守老人而言,“居家养老”仍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符合乡村现实的养老方式.目前,“居家养老”所依靠的自我供养和后代供养逐渐呈现衰微的趋势,社会供养也十分有限.文章通过对留守老人社会角色的重新认知,可以发现他们并非“废弃的生命”,而是乡村重要的根基.立基于留守老人生命价值的供养制度应当包含:基于“分享”理念的福利制度,使留守老人从社会财富中分得应有份额;基于“大健康”理念的医疗制度,对留守老人的健康进行防微杜渐式关照;以“自下而上”理念为基础的文化制度,使留守老人真正获得精神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