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自我——民国女性词话批评主体的性别差异

以女性为对象的词话缘起于清代,至民国蔚为风气,成为新兴的词学批评分支。民国女性词话在当下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缺乏总体性考察与认知。作为批评主体的词话作者,其性别从属直接关系到词话的立场、批评方法、审美观念等诸多方面。从他者的角度切入民国女性词话,可以看到男性作者在词史文献方面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正统观念下的美学批评,仅以闺秀词视之。女性作者则体现出主体性的张扬,自我意识的高涨使得女性词话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特征,同时开拓了女性词学的格局与视野。殊途同归,双源合流,民国女性词话的繁荣是两性批评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典范场景及其结构功能

场景作为诸叙述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衡量叙事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标准。中国古代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等各类题材的小说，无论是以语言为表现重心的“文场”还是以动作为表现重心的“武场”，都构设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审羡风范的场景范型。这些典范场景不但构成了小说的核心趣味场，而且在结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管子》“轻重”篇是对管仲思想的偏离

作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是对春秋初期管仲治国之术的继承与发展。《管子》“轻重”篇阐述的经济思想不宜等同于“设轻重渔盐之利”的管仲思想。文章分别从刘向校书、时代特征、傅玄等学者的辨伪三个方面论述了《管子》“轻重”篇是对管仲思想偏离的问题。     

文学的批评,人文的关怀——简论夏中义学者批评

当代学者按其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专家型学者与问题型学者。夏中义以其在学者批评领域内十几年的坚持,可被视为专家型学者的典型。夏中义从事学者批评是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内进行的,但是,透过文学研究他关注的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因此他＂文学的批评＂实际体现的是他深切的＂人文的关怀＂。     

论先秦时期的“形式”观念

我国土古时期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式观念，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呈现出“狞厉”、“庄严”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性解放和文化大发展的步伐。形式呈现出“人文”和“理性”的多元内涵。从人的认识观念出发，与西方“形式”内涵更为贴近的是贯穿于天、地、人与古今的“文”。     

论孔、孟、荀对管仲的评说

春秋时的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一匡",建立了千秋功业,但学者们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就儒家学者孔、孟、荀来看,孔子赞之"如其仁,如其仁",孟子认为管仲佐桓公乃"三王之罪人",荀子从"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事功.孔、孟、荀在品评管仲中表现出的不同,反映了三家在学说体系上各有取舍.     

轻重学说与法家略论

轻重学说是一种政府理财的经济学说,它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的"轻重"篇中。纵观西汉以前轻重学说的理财历史,其实施多为法家人物。就轻重学说本身来看,它不仅借鉴了法家的法、术、势思想,其内含的利出一孔、重农抑商等内容也与法家相近。从治国的角度讲,轻重学说与法家缺一不可。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庄子》的匠人渊源及其寓意

据《史记》记载,庄子曾经做过"漆园吏","漆园吏"也是庄子唯一的"从政"经历.在管理漆园的实践中,庄周或耳濡目染漆树的种植,熟悉相关底层手工劳作者——匠人.因此,庄子及其后学刻画了众多身怀绝技的工匠,展现了战国时一批手工艺人独特风神,并且在他们身上寄寓了深厚的哲学思想.概而言之,主要有四:无用之用、虚静、自然、得意忘言.     

文学是他者的在场——由萨特《什么是文学》重审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指出,他者的在场对于文学活动的进行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如果说文学是对自由的召唤,那么他者既是召唤的对象,也是召唤的主体。引入他者概念亦有助于破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所提出的"误解"谜团,即萨特所谓"误解"是一种"理想召唤"与"实际召唤"的历史性差异,而他者正现身于此差异之中。萨特之后,朗西埃以有关"歧见"与"共识"的论述将萨特提出的思路予以推进,并从"误解"概念中发掘出新的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