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变迁与挤出效应: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村居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市S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在上海市S区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村居工作人员转变为村居社会工作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村居社会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居工作人员的职业转变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村居服务介入存在重要影响,并且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服务领域呈现出复杂的相关关系.同时,通过多项回归检验和相对风险比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目前村居社会服务体系的多元主体格局对专业社工的介入存在积极影响,但村居社会工作者的"名实分离"导致了村居民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偏差,形成了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挤出效应.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何以稳妥进行——以上海松江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为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不断地明晰集体资产的产权,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潜能,改善集体经济的运营机制。松江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以股份合作社的形式,采取农龄和土地份额相结合的配比方式,将全部资产量化到人,既保证了集体资产的共有性质,又保障了集体成员的个人收益和实现形式。还有效规范了集体资产的经营权,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妥善地处理了其中所蕴含的各种关系。集体资产产权改革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是提高集体资产经营效率的重要保障。     

以强胜快:危机治理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防疫过程中,治理体系在初期应对不足,国家主导全面防疫后展现了制度优势。防控初期,造成地方应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复杂体系的反应短板、疫情防控的市场失灵、危急时刻的局部"超载"。中央主导防疫之后快速掌控局面,其间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主要有六大突出亮点:科层组织的战时重组、领导注意力的高度聚焦、基层社会的网络组织、集中统一的大国优势、城乡互补的战略纵深、官民合作的科技治理。最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整合资源的优势,经受住了严峻危机的考验,"以强胜快"是本次防疫中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重要经验。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也面临着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统筹医疗公共资源和探索基层组织网络模式等任务。     

老年人的精神现象问题:从哲学视角的审视

借助精神现象学相关理论,考察当下中国老年人群体可以发现,经历了剧烈社会转型的这一群体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精神特征与心理体验,主要表现为对生命意义的惶惑、对死亡临近的恐惧、应对心理情绪的调适危机等。从哲学视角解读老年人主体性的衰落、实践性的被遮蔽、社会性的沉寂以及历史性的消解等精神现象,研究由此产生的失落感、冷漠感、孤独感与保守性等心理情绪,有利于理解老年人的行为方式与真实需求,有助于深层次探索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现代性变迁与村庄传统结构的重塑——鲁中D庄调查

基于对鲁中D庄的驻村调研,分析了现代化、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对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计结构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传统的村庄社会关系、伦理习俗与社会结构的重塑。文章着重从"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化生活、"分家不分舍"的代际关系、"简约不简单"的风土人情、"动帐不动田"的两田制活标本四个方面对D庄的现代性变迁与村庄结构的互动过程加以描摹和分析。这些现象,在发达地区或城镇化进程较快、人口流动性较大、市场化程度较深的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政策角度,努力实现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民现代性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系统之间的匹配与协调,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成为一项共识。     

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内涵、路径与启示

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新时期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现实话题,也是谋划民政工作发展的重大议题.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通过对上海、深圳两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之模式的比较,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政府、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在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建构出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路径.科学选择和正确把握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的内容,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系型家庭:城市中老年家庭的生活特征与个体化悖论

在个体崛起与社会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中,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深嵌在家庭文化内涵中。 在中老年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伦理性价值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本要素,情感性价值是家庭成员的生活体验,工具性价值是协调个人、家庭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器,这一以家庭的伦理性价值为核心并协调个人与家庭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变关系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称为“关系型家庭”。 与西方家庭的个体化相比,中国家庭生活变迁既呈现人口学意义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又突出伦理价值、情感性价值以及工具性价值在家庭中的重要功能,这是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独特内涵。     

新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转型

新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不在于将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剥离开来,而是赋予常住人口依据居住证享有更多社会福利的资格,事实上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通过"社会治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新型户籍制度的功能可以看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管制制度,转变成一种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制度;新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在城镇化的时代重建社会秩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引导人口流动、完善地方社会福利分配和支撑地方社会治理等方面。     

“农民农”:流动农民的异地职业化

<正>当这一群体年龄增长后,城郊土地由谁来种植,菜篮子问题如何解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农民农",这个概念由"三农"专家曹锦清提出,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农民农"蜗居城郊一隅,却承担了城市农业生产与农产品供应的重要功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郊农民市民化及耕地闲置情况越发普遍,越来越多农民离开家乡,承租城市扩展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