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学科边界与理论自觉

<正>从几部流传甚广的通论性著作来看,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历史社会学通常有两种意涵:狭义而言,历史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学术路径,旨在分析现代性的起源和转变,强调宏大理论和宏观历史的比较分析,主张将历史学著述服务于社会学目标,代表人物有摩尔、蒂利、斯考切波、曼、沃勒斯坦等。广义而言,历史社会学是一种更古老传统的产物,可以追溯到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奠基者,以及维科、黑格尔等历史哲学家,其共同特征是在历史维度中构想和阐述自己的社会学     

道德分工与社会边界:寻找社会变革的伦理规范

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与技术功能,也具有道德功能,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既要追求个人价值,也要追求社会价值,而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所指向的事经常都不一致的条件下,社会的分工体系就成了帮助所有人兼顾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要工具。分工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变革总是会突破既有的分工边界,但并非所有这样的突破都属于进步。变革可能导向优化分工,也可能导向破坏分工,其中,只有优化分工的变革才属于进步。从伦理角度来看,社会变革只能指向优化分工的方向。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包容性增长的政治伦理意蕴和道德诉求

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是执政党的政治理想。在增长观演进的过程中有着深厚的政治伦理渊源,而公正作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价值,其表现为理性价值、德性价值、人性价值的存在。权力作用方向、政治责任、政治理想共同构成包容性增长的政治伦理解读。同时,包容性增长的道德诉求必然建立在政府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体现了政府的性善认同以及自我道德规范。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第三条道路视域下的治理变革:一个嵌入性视角

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政府治理必须超越传统的“左与右”之分,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更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入手,对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再解读,提倡一种“嵌入式”的结构多元主义治理模式.     

谁有资格投票:民国选举权变迁探析

1912至1949年,民国政府进行了多次国会选举.在此过程中,虽然因应于限制性选举向普选制的过渡,选举权逐渐由差异趋向平等,但国人的民主选举观念并未受到培养,选举权常被军阀和政党玩弄于股掌之中.总体而言,中国近代选举权的变迁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由共和走向党治时代的一个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