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他者"叙事的遮蔽--新文学男性大师笔下"女性被讲述"文本剖析

新文学男性大师作为妇女处境的代言人,基于那一时代共同的历史愿望,这些新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巨型话语的具体操作者,他们在讲述女性故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侧重和删削,有所整合和背弃,有所遮蔽和忽略,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这些讲述者的男性身份、男性视点.     

汉画像石葬俗中早期佛教生态美学的当代价值

尽管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不是纯粹的佛教绘画,但它蕴涵有丰富的早期佛教存在论生态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文化转型背景有着密切关系。通过汉画像石直观生动的表现,我们在领略早期佛教无情有性、众生平等这一心灵金弦的氤氲热气之外,也可以感受生态灾难警示、命运终极关怀这个醒世木铎的悲壮与厚重。这些作为两千年前墓葬依附物而保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对于当前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论《左传》“逸诗”的属性问题——兼驳前人对“古诗三千余”说的质疑

由一系列的考证得知:《左传》中的“逸诗”并不是整部《诗经》的剩余,它们应来自部分政治上的显贵地区。司马迁的“古诗三千余”说并没有错,实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生命压抑的诗性宣泄——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狂欢化叙事策略

二月河对康雍乾三朝盛世的速写是极为独特的,将身体与三朝圣君的文韬武略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小说文本体达出新的审美趣味和风格,刷新了读者阅读的视野,与当下文化有许多脉息呼应之处。近年来评价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文章虽然如雨后春笋,但很少有人关注二月河在小说中着意设置的生命压抑和身体狂欢这一重大命题,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削减了二月河创作成就的考量。二月河小说文本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既是对生命压抑的颠覆,更是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一种写作策略。他对历史小说在契合市场规律和读者需求方面所做的审美探索,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学术空间,值得学界及时深入地去总结。     

当代清朝题材小说热点作品的突破与局限

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等人的历史小说,近年来之所以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对历史文化传统既有眷恋认同和不割断不颠覆的一面,同时又有突破和创新的一面。无论是他们探索的建设性还是局限性,对于当代文学创作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审美回归与英雄失色——兼论《金瓶梅》中的“水浒”人物

明代长篇小说在经历了神异化、传奇化、历史化的过程以后,作家们的目光转向了世俗和人间。这一转变,使小说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以前的仰视天空或回首过去转向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描写。而那些叱咤于神话、历史和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侠,诸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松等人到了《金瓶梅》等一类世情作品中,便褪去了神奇的色彩,而被赋予了常人的属性,这是作家审美视角转换而导致的人性回归。     

五情发而为辞章——议论文体写作的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是写作最基础的东西 ,是写作主体情绪心理在文章中的反映。议论文章虽以理服人 ,但亦必须情动而后辞发。因之 ,要求写作主体重视议论文体写作的情感色彩 ,架设沟通作者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桥梁。     

企业危机公关运作的处理措施

<正> 危机指突然发生的、能严重影响或危及组织机构生存和发展的事件。而危机公关就是运用公共关系的手段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从危机公关的运作方面来看,处理是其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