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与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为整体目标,以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人际利益关系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等自由为价值依归的社会秩序状态。和谐社会在形式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主体行为的规范性、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其实质方面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公平合理配置和整合,社会利益冲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和机制得以公平合理的解决,进而实现多元社会利益动态综合平衡。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具有理性化、讲平等、重诚信、守法度等特点,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缓和与消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社会功能。     

市场化与市场能力: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中产阶层比较弱小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如何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主要有三条渠道,即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在这三条渠道的基础上,运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市场化与市场能力的视角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结果显示:1)教育渠道仍然是中产阶层最为主要的生成渠道;2)在市场化部门方面,单位类型和行业类型对中产阶层的生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3)在市场化地区方面,所在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个人越容易成为中产阶层。     

广角

正美国成为拿低薪养家糊口的地方?根据麻省州立大学波士顿校区的经济学家兰迪·阿尔贝尔达(Randy Albelda)和迈克尔·卡尔(Michael Carr)的一项新的研究,美国低工资及低收入劳动者的人数从1979年至2011年猛增了94%,达到2090万人。这意味着,每7名美国工人中就有1人主要收入来源是一份低工资的工作,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如今有更少的美国人被认定为中产阶层,而那些称自己为低或中低阶层的美国人的数量已经跃升至40%,比2008年的仅四分之一有所上涨。     

合理的产权制度是民主政治根基

<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两方面的经济问题集中凸显:一是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比较低;二是出现了中产阶层的"孕育焦虑",全社会显现出紧张、浮躁与信心缺失的负面心理。导致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以致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缺陷。目     

基于邻避运动视域的中产阶层功能重新审视]——以R市的“核邻避运动”为例

国内学术界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政治“稳定—缓冲”器的认知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结构，但就现实而言，却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过渡性。近年来，城市中产业主引发的愈演愈烈的邻避运动，更是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基于R市“核邻避运动”的视域，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流下会发生转变，甚至出现了“稳定器”和“动荡器”两个相对立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差别阶层特质、中产精英上台等内部中介机制,以及怨愤情绪生产、政府内部分歧等外部中介机制，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演化的深层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份限制”和“制度限制”的二重性，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往往并不会演变为“颠覆—异化”器。     

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途径与困扰

<正>在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政治上通常被看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成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成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社会学家通常认为     

从中产阶层景象到中产社会理想——兼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结构基础

中产阶层，作为现实生活中时尚流行之“白领”的学术性话语，它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纯粹阶级范畴，而是社会学意义具有趋同性及一致性的群体。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体系中，中产阶层的小康大众化趋势日渐显现和扩大。其所蕴含社会建设的结构性目标应是促成一个小康大众式或中产阶层化的社会。中产社会是基于和谐发展战略意义上“安全阀”效用的实践形式与社会良性运行意义上“润滑剂”效用的和谐形态。     

中国未形成中产阶层 橄榄型社会还需30年

《国际先驱导报》4月19日刊发于建嵘的访谈文章，称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然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要扭转这种局面，形成良性的橄榄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产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第三条道路”是当今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施罗德的“新中派”正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 ,是布莱尔和吉登斯理论在德国的新发展。本文便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集中阐述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指出“新中派”的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在处理三组矛盾和一个中心上。所谓三组矛盾是指供给导向经济政策同需求导向经济政策之间、国家同市场之间和雇员同雇主之间的矛盾。一个中心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 ,搞德国式的“新经济”。文章认为 ,施罗德的经济政策已经开了个好头 ,但党内外的阻力都很大 ,能否基本获得成功 ,尚需时日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