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文语境下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书写 ——以"沙丘三部曲"为例

科幻叙事集科学元素和幻想成分于一身,与后人类想象紧密结合.从美国科幻文学学术史出发,回溯美国科幻小说对"人"的审视和书写,可以发现其从纯粹地维护人类主体性转向反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创作流向.以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三部曲"为例,解读作品对人与科技、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三种关系的后人类构想,从而探索美国科幻小说有关"人"的书写怎样预示了超前的后人类境况,以及这种境况所带来的对于后人类社会中伦理问题的思考.     

儒家中和思想及其永恒价值

儒家中和思想是最高境界的道德标准、超越时空的美学标准，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执两用中，执中致和，由“中”而“和”，由“和”而“生”，涵盖了历时的、线性的“和实生物”与共时的、网状的和谐共生。在万物化育生成、人生事业发展、社会秩序维系、人类未来生存等方面都有着超时空存在的永恒价值，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也给予了很好的回应和深刻的诠释。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学致思理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代表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发起的伟大倡议。它是以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切作为理论思考的起点,主张以人民为主体,依靠人的力量来共同构建包容和谐的未来大同世界,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以及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诉求。这一伟大理念从人出发、依靠人、为了人的逻辑演绎,彰显出深刻的人学致思理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奉行的崭新价值理念。     

对作为经验的欧美人类种系基因编辑立法的省思

面对人类种系基因编辑带来的伦理争议,如何借鉴西方立法经验受到重视。欧美国家的制度经验主要立足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伦理情境。是否需要将人类种系基因修饰视为禁忌,有待于商榷。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伦理及法制经验的"普遍主义"和"地方性"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他者”共筑作用

在人类历史中,"共同体"在差异与冲突中不断被建构,这书写和表达人类发展依据和需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和经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人类命运发展"所构建的理念,它具备一定共识基础,其中"他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他者"在人类和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中,推动"类"意识和共同体生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他者"方式探讨和对比共同体的起源与人类的特性,可获得共同原则和合作意识,加速"他者"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在批判旧政治哲学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以历史主义为方法论,以超越应当的逻辑为立论之基,具有科学性和价值性。二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以实践思维方式为根本特性,具有批判性和实践性。三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以人类解放为最高价值诉求,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实现方式,具有人民性和革命性。这三大理论特质是相互联系、内在会通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特质的明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定位,对深入推进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演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使一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所隐含的强权政治逻辑,与现代技术、资本发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间产生冲突,从而使得世界出现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化中的最大变量,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种类共同体的研究和阐释,为我们重新审视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西方近代共同体建构局限于国家维度不同的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理论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其实施路径多种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     

当前海洋划界研究范式的困境与深化——以国际法理的语境回归为视角

海洋划界研究范式是对海洋划界问题进行理论化的解释、追问、反思的学术模式,其基本逻辑结构是分析海洋划界规则及其运作,归纳出海洋划界相关的国际法理,进而解决实践问题。但在单边国家利益驱动下,本应是客观中性的研究逐渐倾斜,限制了国际法理的完整语境,使国际法理被劣化解释成了仅为佐证国家主张的国际法依据,研究范式也就此陷入了实践困境。对此,需要在理解国际法本质状态的基础上让国际法理的语境回归完整,再完成研究范式与国际法理完整语境的相对应的深化,使海洋划界研究范式在保证实践意义的同时契合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