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在统一战线领导权、中国革命道路、国际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推让总书记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毛泽东又推让总书记感到迷惑。其实，毛泽东推让总书记是他在当时复杂局势下审时度势的明智选择：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党内高层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格局．当时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展示受限、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也还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另外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及国内抗日的大局也使毛泽东格外慎重。     

试析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又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资助下革命的.莫斯科的援助既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需要,更出于新生苏维埃政权安全巩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接受这种援助既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更是中国共产党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从中共一大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中共二大的“正式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关系的基调.     

维经斯基策划“上海谈判”原因探析

维经斯基作为俄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肩负着指导中共中央维护国共合作的使命,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破坏。维经斯基认为要维护国共合作,就必须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共产党只有掌握领导权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国共合作的长期性。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放弃领导权,而维经斯基则指导中共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维经斯基的做法惹怒了俄共中央,声言要追究其个人责任,在俄共强大压力之下,维经斯基改变斗争策略,亲自策划了以维护国共合作、分化西山会议派为目的的国共上海谈判。     

南昌起义前后的谭平山

1926年下半年处于党内合作阶段的国共两党对南中国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巨大分歧.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的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谭平山的一些做法在国民政府看来太左,但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看来太右,他勉为其难,但收效甚微.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国际就对谭平山表示不满,多次批评.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功臣,他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起草了南昌起义的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出任公开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参与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最早高度评价南昌起义.但在南昌起义后谭平山不但未得表彰,反被开除党籍.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决定了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生命.而谭平山在被开除出党后对斯大林“三阶段”理论提出的质疑有着合理的成分,也是他组织第三党的思想动因.     

蒋介石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

苏区的经济后盾毛泽东在选择中国革命的方针路线时,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牢牢根植于脚下的土地。他没有到莫斯科去学习。他是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组织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原定的方向是打长沙。毛泽东一看这个队伍的实力根本打不了长沙,就放弃了打长沙计划,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为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王明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刊发《论持久战》

一 打正规战、不作长期抗战的打算、企图利用国民党正面战场决战来扭转战局，是王明回国后的一贯主张，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当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东北、华北相继沦陷后，王明仍执迷不悟。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来到北京之后，     

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

陈独秀等人1925年底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国民党人孙科等在上海进行了一次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这次谈判多年来被认为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大让步.实际上上海谈判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大让步,而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谈判有它的必要性,从谈判的内容上看,并无什么大的让步,有些方面还有对过去既定目标的前进；其次,上海谈判中的某些消极方面,显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处理国共关系中陈独秀既作过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也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再次,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和政策来看,孙科等人应属国民党中派,陈独秀在上海谈判中争取他们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以团结中派,也就不是什么让步问题了；最后,从谈判的结果来看,通过上海谈判,团结了大多数,维护了国共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来了大革命运动浪潮的蓬勃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