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流动儿童的教育与阶级再生产

城市化进程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民工潮,也造成了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父母教育程度及亲子交流、家长的教育期望、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更多地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特征,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为完备。农村存量资产转移和资产建设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农村资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资产代际转移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是以农村资产流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允许和促进农民工土地、林地林木、宅基地、房屋等资产流转,扩大流转范围,规范支持资产流转,自然而然地就会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特征、趋势判断与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稳中承压,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不断深入,劳动力供求深受人口老龄化、新一轮技术革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及国际贸易环境影响,"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等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短期看,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劳动者就业、收入、流动等活动带来负面影响。长期看,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供给规模将继续下降,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问题仍将是就业工作的重要任务。建议研究出台应对劳动力供给规模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保护女性就业和减少就业歧视、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流动以及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政策措施。     

湖北省乡镇企业1978—2002年发展概况、问题及对策研究

1978～2002年,湖北省乡镇企业在企业单位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对该省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乡镇企业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本文在深入分析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乡镇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