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变迁看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历来都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主要讨论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方面的有关问题，并且选择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例，引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摹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从光影和世俗元素浅析意大利卡拉瓦乔的古典油画《圣马太的召唤》

17世纪意大利的世俗文化为卡拉瓦乔创作宗教画提供了素材,他把自己对宗教的理解融入画中,在其作品《圣马太的召唤》中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宗教虔诚,更多反映出卡拉瓦乔的世俗生活以及罗马的文化,同时光影的加入,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卡拉瓦乔引入圣光的做法将上帝与人类的距离拉近.     

从理想人格角度审视先秦儒墨义利之辨

先秦儒家以＂圣＂为理想人格,而墨家思想则以＂贤＂为理想人格。＂圣＂的理想人格使得儒家在价值观上将＂义＂放在最高位置,而相应的墨家确立的＂贤＂理想人格则使得他们将＂利＂放在最高位置。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儒墨两种思想的冲突。由于两种理想人格内在有可以结合的特性,故在后世的发展中终于以儒家＂圣＂吸纳墨家的＂贤＂形象而使得两种思想最终走向合流。     

日本天理大学藏三件出土医学文书考证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有三件与医学相关的文书残片。其中前两件为陶祖光（北溟）旧藏,一件为牛医方文书,一件为刻本《太平圣惠方》残片。该两件文书与部分西夏文文书装裱于同一册中,可能为西夏文献,但具体出土地不详。第三件为张大千旧藏文书,内容经判定是宋人施发所著《察病指南》的残余,是现存《察病指南》最早的版本,可能出自于敦煌北区洞窟。     

满族祭杆仪式的跨文化阐释

满族祭杆与祭乌鸦仪式是东北原始圣婚仪式的变体。虽然它是以"祭天"的形式出现的,但却仍然保留着圣婚仪式的原型:以杆和乌鸦象征圣婚仪式的男女二神及其交媾;以神猪的多产象征原母神、生殖神;以请男女二神吃"圣餐"的手法使二神获得非凡的生殖力;以让人们吃"圣餐"的方法使人们获得强大的繁殖力与生命力。     

阳戏“三圣”信仰谫论

阳戏＂三圣＂指川主、土主、药王,他们是阳戏类型的标志。清吉镇宅、降福还愿是阳戏＂三圣＂信仰的宗旨。＂三圣＂由世间＂人＂向天上＂神＂的演化过程,浸润神秘性,并呈多样化的特点。文章采用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结合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