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建制问题的反思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问题上，而这与文化研究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紧密相连。试图以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来批判、抵抗，乃至颠覆现行学科体制的做法，既缺乏对问题的具体认识，也并不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甚至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通过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期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在体制中生存，在体制内安身并不影响文化研究保持其独立性和批判性品格。如何去“做”文化研究，而不是纠缠于文化研究是否需要学科化建制，是发展文化研究的根本出路。     

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五年制高职生的问题行为

五年制高职生的问题行为已严重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对传统文化、家庭文化和同伴文化如何影响五年制高职生行为问题从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希望对职业教育中一些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科技的文化传播与现代性问题

科技的文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科技传播和科技文化的传播，它是指科技在整体人类文化层面上的传播，也就是科技要达到文化层次的传播，或者说通过这种传播要产生出整体性的文化效应和意义。科技的文化传播在面临现代性和前现代问题时，需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既要发展科技又要解决前现代和现代性问题时，更需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有关“潮汕文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本文对＂潮汕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潮汕文化＂的内涵，＂潮汕文化＂的性质，＂潮汕文化＂的形成和＂潮汕文化＂的根源加以论述。以期引起研究＂潮汕文化＂者对探讨＂潮汕文化＂理论问题的重视，从而推动＂潮汕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并对当前如何开展＂潮汕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希望。     

历史跨越中的文化忧患──关于我省新建地级市的文化建设问题

本文论述广东省一些欠发达的新建地级市的文化建设滞后问题，着重分析这些城市文化建设落后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提出应如何从实际出发建设城市文化的思路。论文指出，城市化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然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城市，因此，新建城市的文化建设问题应当受到更加广泛的注意。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必要性在于它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再生的可能性有其内在根据和外在根据。内在根据是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能力；外在根据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人学的具体分析对比中，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融和吸收西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必要条件。在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方法和途径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分析方法；从宏观着眼，推进中国文化的整体现代化，着重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文化研究中的国粹主义、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简单认同主义都是不正确的方法和态度。     

科技文化传播的内涵、机制和评价

科技文化传播，应引导公众正确理解自然科学的文化特质、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解答当代科学与道德、人生、艺术、审美、宗教、信仰等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技术文化传播要关注技术创新的人文环境、技术创新的文化评价、技术进步的人性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技术认同等问题。加强科技文化的传播，需要以探索和创新精神不断完善高效率的传播机制，其中包括传播体制、组织、途径、方式等。必须建立和完善合理的传播评价体制，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联手，协同传播科技文化。     

传统文化评价的标准与当代文明建设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对它的研究却有点争论混乱，缺乏统一的规则。对它乃至对整个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都存在着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有些所谓的“文化研究”往往上升不到价值评判的高度，仅仅在低层次的文化现象上徘徊，没能把握住整个文化的全貌和实质。“传统文化热”不但没有廓清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反而把问题搞得更乱了，而原来基本上达成共识的问题也变得认识模糊起来。因而，对传统文化的清算也变成了一笔糊涂帐。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解释为“重构传统”甚至“重建传统文化”，把“…     

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全局观念

文化问题是２０世纪重要问题之一，几次文化论争对于推动社会前进起了重要作用。文化建设在当代社会建设中更具有战略地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将其与经济建设并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之战略地位的确认，是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和经济、政治建设相协调，一方面是文化领域中各个方面的协调。在文化建设中，发展教育和科学是基础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是重要内容。文化建设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努力奋斗     

早期儒家的中庸境界

本文具体考察了早期儒家的中庸精神在文化的神性与人性、文化的统一与多元和文化的理想与现实这三个问题上的体现，认为中庸智慧使早期儒家在这三个问题上，能融会贯通，左右逢源，跳出两两相对的局限，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加以解决，从而对历代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党的先进性内容论析

党的先进性内容包括阶级基础的先进性与群众基础的广泛性、理论的科学性与纲领的正确性、组织的有效性与作风的务实性、历史前进的导向性与社会影响的积极性等。它不仅是对党的先进性进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当代世界主题转换的依据和意义

邓小平根据世界局势的新变化 ,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当代世界主题的转换 ,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时代观。它不仅是我们准确观察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形势的前提和基础 ,而且是我们调整外交战略、制定正确外交路线的客观依据 ,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共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之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认识阶段,即毛泽东的"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和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基本矛盾—改革—创新的动力轨迹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历经艰辛,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