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动态因果关系研究:基于拔靴滚动检验方法

本文利用拔靴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和分样本滚动窗口检验方法检定中国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利用中国1949-2013年度数据,拔靴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中国城市化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而碳排放不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在考虑结构突变的情况下,检验自回归模型参数稳定性的结果表明用全样本数据估计的城市化水平和碳排放量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并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和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在整个样本期间并不稳定。这意味着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并不可靠。随后利用拔靴滚动检验来求证两个变量间的动态因果关系,以30年作为一个滚动窗口,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1992年间城市化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对碳排放有微弱的正面影响,从1999年到2001年城市化开始对碳排放产生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大部分年份城市化不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1980年到1988年期间,碳排放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碳排放对城市化有正面影响。除此之外大部分样本期间内,碳排放不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     

城市化进程对漳州市气温变化影响的主分量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城市化与气温变化的关系,选择福建省漳州市1961-2013年的气温观测资料(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以及漳州市2001-2013年的统计年鉴资料(选取10种代表城市化发展的指数),运用线性趋势、主分量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多年来漳州地区的气温变化趋势、城市化进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漳州市气温均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其中年平均最低气温变化率最大,其次是年平均气温;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对漳州气温产生影响的城市化因素依次是人口数量、城市的生活水平、下垫面水平和工业发展;城市发展前期城市化指数与气温要素均呈正相关,但在城市发展中后期,年平均气温及年平均最高气温的变化曲线均为下降后上升,且年平均最高气温的变化率明显较大。     

后高架桥时代:便捷与隐患共存

在最近40年的时间里,有一项工程为现代中国注人了令世界震惊的发展活力:桥梁。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架起了100多万座桥梁。中国,已经成为地球上拥有桥梁最多的国家。今天的中国,随着城市化的飞速推进,像高架桥这样的普通公路桥梁总数已经突破了80万座。低头不见抬头见,高架桥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最习以为常的人造景观。     

社会融合与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杭州个案分析

从社会融合视角研究城市新市民的融入不仅能从宏观上反映社会基础的变化,也可从微观上评估这一群体的生活境况,从而为探讨采取什么政策手段来缓解社会矛盾提供理论支持。文章对杭州新市民的生活状况展开调研,走访了部分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这些调研和访谈反映出新市民群体在户籍入户、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和社会参与等方面遇到了困难。结合社会融合的视角并从公民权利、就业市场准入、福利服务和社会网络等维度对新市民的城市融入进行分析,这些因素既与政府社会政策实践密切相关,也是衡量社会融合维度的重要方面。     

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单纯以城市化率推进地区经济增长是不科学的。文章选取1978-2012年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对广东省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对等,表现在广东省经济增长对城市化进程有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够显著。     

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

空间资源的不足和配置的不均衡,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直接的客观条件和现实背景.但时间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空间与土地资源已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矛盾.时间要素也是一个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机制,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在空间资源不足和时间因素不确定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城市发展既有华丽的“窑变”,但更多的是大量的“次品”“半成品”甚至是“怪胎”,城市化的成本问题空前突出,未来的更新与重建任务艰巨.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碳排放库兹涅茨效应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选取江苏省1995-2016年相关能源消耗量和人口的平行数据,探究江苏省在城市化过程中,碳排放量与城市化率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MATLAB软件,对江苏省碳排放量与城市化率分别进行一阶、二阶、三阶线性回归拟合和残差值分析。相比较于二阶回归曲线,三阶线性回归曲线拟合度较高且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N"型曲线。通过观察倒"N"型曲线拐点的位置,给出江苏省能源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