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遗传——论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故事的重写

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的重写主要表现为继承与改造。就继承而言，体现在作家们对故事情节进行敷演、套用其预叙手法和移植“婚姻定命”观。就改造而言，则表现为革新故事主题、拓新处理情节及凸显地域性特征。《定婚店》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发生变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作品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有关。这一文学现象，揭橥古典和现代之间相互影响，古典为现代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而现代也在摄取与融入中扩容了古典。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如何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发挥更大的艺术效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创作出更深邃的文学经典。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基层市场结构中的乡村女性与家庭手工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1940—50年代)

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2017年,施坚雅田野调查笔记的出版,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补充和修正施氏的理论。学术界多年来关注"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是否被低估和遮蔽"的问题,而施坚雅没有论述乡村女性在市场中的表现。成都平原乡村女性是基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1940—50年代,成都平原的乡村女性,通过参与市场活动,以及针对市场进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和农业,不仅为家庭增加了收入,为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更赢得了家人、社会和国家的尊重,实实在在的收入、口碑和荣誉,这些不是轻易可以遮蔽的。     

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以方方的小说为例

底层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是现代作家关注的焦点,方方也多次推出其关注底层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在底层叙事的策略中,多以女性为焦点,通过对女主人公坎坷、跌宕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书写出生活在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探讨其悲剧人生的成因,反映出对女性生存困境和人性的思考,对底层女性寄寓了关爱,并对她们走出困境和自我救赎之路进行了叩问,体现了现实人文情怀。     

生育代价、社会资本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基于全国样本的监测数据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就业质量,生育代价普遍存在。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的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社会资本视野下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及其生育代价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生育对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水平有消极作用,但这种负向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愈发弱化。因此,在生育新政背景下,为提高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减轻其生育顾虑,可能的途径还在于提升流动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技术何以“赋权”？——人类的技术与社会性别实践

在性别研究中，人类发展中的技术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男性特质，女性被安排为技术边缘群体。这种固有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认知具有深厚的传统并成为刻板共识。但在新媒体等新技术发展的环境下，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弱势人群特别是女性由于技术接近和使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或社会参与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技术使用与技术占有方面存在障碍。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性别归属、技术的性别分层与性别气质、新媒体与女性赋权以及赛博格的性别重构等方面对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审慎看待新环境中的“赋权”想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男女社交观——以《大公报》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在破除一系列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还提倡妇女解放、自由主义、个性平等等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知,其倡导男女合校打破了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20年代《大公报》刊发了多篇专门探讨男女社交现象的文章,在提出鼓励男女平等社交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之中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解决办法。     

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大胆地披露了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以坚定的女性立场表达自己、发现自己、解放自己,展现了女性在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下极具叛逆性的一面,展现了女性"性"与"爱"的意识觉醒,通过"莎菲"构建了一个敢于正视内心真实想法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于今日仍然有其极具震撼力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