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车服务市场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如何推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分离、冲突和共存三种状态，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演化是由行动主体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所构建的集体行动模式差异性驱动的。制度变革机会的涌现促使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采用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并导致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在制度变革机会变得模糊的场域中，行动主体非协调的集体行动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制度变革机会沉没的情境下，行动主体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最终促成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复杂制度环境下新兴业态的发展以及传统业态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语言教学的语境扩张与内涵要求——以娱乐节目《非诚勿扰》为例

语言教学本身应该对教学用言有着相当高的追求,这种追求应不只是停留在形式或技术性的层面,而更应该在语言本身承载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上有所体现。从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在语言运用方面的表现来看,语言教学应当在提高语言素养的同时,更要提高文化和思想素养。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平安中国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追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刻启示,它不仅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产业革命与产业组织变革——兼论新产业革命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创新

工业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生产组织形式和市场需求等的深刻变化,由此引发产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前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作用使社会生产由工业经济时代迈向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组织形态也经历了由分散手工工场、机器大工业、纵向一体化到纵向解体和网络组织大量出现的动态变革,并导致产业市场结构和空间分布及企业竞合关系等发生多维变化。以可再生能源、互联网通信、智能化和数字化制造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革命的到来,将引发产业组织的新一轮深刻变革,促使产业组织进一步趋于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企业将呈现边界模糊化、规模两极化和合作全面化的特征。我国应顺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和能源网络的改造和建设,积极建立新的产业标准、加快企业生产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以应对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