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晋墓葬看河西走廊砖拱顶建筑技术

西汉时期,当砖拱顶技术面向帝国各地推广传播之际,地域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促使河西走廊成为了较早接受先进技术的地区之一。后经东汉、曹魏至五凉时期发展,砖拱技术仿木构建筑的倾向愈发明显,手法渐趋成熟。然而,它也阻碍了新兴拱顶技术的引入与采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仍能针对戈壁绿洲特殊的自然及人文背景,进行相应的变化与调适,从而形成了独具地域建筑技术之特点。     

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

汉晋时期,名士相互之间兴起一种数字化标榜之风。此风由东汉时开始,最先表现在"郡国之书",随着世家大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又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在九品中正制度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逐渐明显化之后,乡党清议和"郡国之书"失去了择士的现实功能,名士间依然盛行此风,但往往更多地称述于"志好"相同或"同志"间的士人集团。     

吊屈咏骚传统与汉晋文人士大夫心态变异

两汉魏晋以来，以屈原行事与作品为母题的“吊屈咏骚”之作成为文人士大夫借此表述内心情愫的重要方式。屈原行事与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为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因此，对屈原行事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便表现出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与评介标准。屈原行事与作品已经不再作为一种历史的认同，而是迟渐走出历史的局限融入到时代的发展之中。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屈原行事与作品的不同阐释，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临终遗言:汉晋之际士人死亡观演变的一个思想史解读

人的临终遗言或许能提供比其生前更真实的思想资料,透露出比正史所载更为真切的历史信息.汉晋之际士人临终遗言中体现出来的死亡观,经历了一个从"嘉生恶死"到忧生顺死、从追求厚葬奢葬到践行薄葬俭葬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临终遗言及其背景的解读,可考察汉晋时期士人死亡观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史.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

占星术因其借由天象,能够预测人世间的事物,与天命王权息息相关.正统观的论述也围绕天命王权展开.对正统观有所论述者往往也对占星术有所关注.分析诸家在论述三国正统观时对占星术的处理,不仅可得见各家的主观意图、立场,而且能够认识占星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涵.     

汉晋河淮诗考述

河淮地区是汉晋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亦是诗歌创作最兴盛的区域之一。现可知120余位文士在此创作380余首诗。该地区又包括中原和齐鲁两个文化区,中原地区本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是该时期大部分时段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文士云集,故该地区是河淮地区最主要的诗歌创作地,占河淮地区诗歌总量的约九成。齐鲁地区是儒学发祥地,诗歌创作相对薄弱。河淮地区是赠答、咏史、咏物、咏怀等题材诗歌的重要发源地、兴盛地。对于汉晋河淮诗的考索分析,亦能为该时期诗歌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基础。     

汉晋时期西域汉文化在西藏西部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西汉至东汉初,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腰牌、木梳等竹木器,应是受到西域本地文化影响的结果;以箱式木棺为代表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的影响尚有限;圜底陶器、珠饰等揭示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应是间接的。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受到西域汉文化因素影响的丝绸、漆器、一字格铁剑、铜容器、四足箱式木棺等,说明两地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黄金面具、岩画、立石等显示西藏西部与广义上的西域也有紧密的联系,故将西藏西部视为丝绸之路南道高原段应是合理的。     

汉晋文人“艺趣”的生成与传承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演进中,文学和艺术相伴相随,不同的门径,却总是相辅相成。文章试图以此为研究目标,从汉晋文人的"艺趣"生成与传承为切入点,阐述古代文人艺术品格确立的渊源,艺术的传承线索与发展轨迹,进而揭示中国文化发展和演进的内在推动力。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