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     

东晋玄言-山水诗赋的旗手——孙绰

通过对孙绰作品的分析 ,说明山水诗如何从玄言诗中孕育生发出来 ,指出文学史应当加强对于古代公认而后人不甚重视之“文宗”的研究     

郭象玄学与山水诗之兴起

郭象玄学"物各自造"将本体与现象统一于"物",使得人们摆脱了形而上的运思困扰,物物无碍、事事无碍的自由兴现成为可能,山水景物为物象之自然已然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之中。郭象玄学高标"放浪形骸"、"情寄八方",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彻底释放出来,带来了个性主义的高扬,士人的山水游赏、朝隐一时蔚然成风,为山水诗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水诗的兴起得益于山水摆脱功利的审美目的之后与个体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契合,而郭象玄学无疑从这两层方面完满地勾画出了山水诗之所以兴起的文化轮廓。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全书围绕"用典"问题,进行了大量原创性的工作.     

从"遣有"到"即有"——论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内在理路

玄言诗的产生与作为具体物象的山水有内在联系,但玄言诗所体现的责无贱有思想又隐含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际操作的困难.针对"遣有"和"涉无"的矛盾,孙绰提出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遣有"到了主动"即有"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直觉观物方式也解决了"即有"如何"得玄"的审美体验问题,由此形成了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契机.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玄言诗转入山水诗实际上体现了体玄者由外部脱落山水形相到从主观内心超越山水形相思路的转变.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东晋玄言诗的审美特征

从西晋末永嘉到东晋末的义熙 ,近约一百一十年 ,是玄言诗大盛的阶段。当时玄言诗统治了整个诗坛 ,几乎到了无人不作 ,无人不写的地步。如著名诗人郭璞 ,他以游仙名世 ,钟嵘称他为中兴第一 ,是着力改变玄言诗风的人 ,可郭璞却也创作了玄言诗。刘琨诗歌满含清刚之气 ,被认为是继承汉魏风骨 ,可他的《答卢谌诗》中的一些篇章 ,却也透出浓郁的玄言风彩。他自己说 :“昔在少壮 ,未尝检括 ,远慕老庄之齐物 ,近嘉阮生之放荡”。 (《答卢谌诗序》)在现存的玄言诗中 ,大多是东晋诗人之作 ,而且 ,东晋还出现了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道林、慧远等著名…     

从《兰亭诗》的翻译看许渊冲美学思想的体现

中国古典诗词以意境,韵味为核心。玄言诗作为魏晋诗词的标志性特征算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次短暂的诗体鼎革。翻译过程中要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文的意境,需要运用恰当的方式。许渊冲教授在多年的诗词翻译实践中形成了"音美""意美""形美"的翻译美学理论。本文通过对许译《兰亭诗六首》之三首进行分析以说明其"三美"理论在翻译实践中是如何运用和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