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荀子圣王观与王道观的内在逻辑

圣王之所以成为王道秩序的建构主体,是因为荀子认为二者具有一致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体现为：二者均以性伪二分为逻辑基础,并都表现出以国制家的中央集权特点。同时,“类”既是圣王之能,亦是王道秩序的基本特点。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论语》“为政以德”章的政治文化解读

《论语·为政》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寥寥数字,便向我们道出了先人对自然、对政治认识的深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则可以为我们认识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它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与伦理道德的相互涵化,同时也蕴涵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天道、王道与人道的有机统一.     

底色

记得很小的时候,人们会因为拥有一件的确良材质的衣服而津津乐道,但现在化纤成了劣质的代名词,真丝和纯棉才是王道——看吧,品质永远与自然紧密贴合,这就是朴素的力量。     

《孟子》“性善论”简释——兼论“性善论”的政治影响

通过《孟子》书中关于“性善”问题的梳理,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剖析,彰显其由“四端”扩而充之的理论架构,进而发掘“性善论”所带来的政治观照,诠释孟子语境中的王道、仁政等核心概念,并对孟子哲学思想所造成的具有特色的“善人政治”作简要评述.     

王霸之辩与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构想——从孙中山的“王道观”谈起

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的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首开东西方文化王霸之辩的先河,超越了约瑟夫·奈的微观性的软实力国别视域,将软硬实力上升到了更高更大的宏观层面加以论述.中国对软实力的战略构筑,应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不同的空间层面切入,并依此而确立起两大行为体和与此相对应的两大时空平台:一是狭义的国家空间与国家行为体;二是广义的全球空间与民间行为体."五环中国"的构建对后者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可能的,且意义深远.     

管理的王道在东方

如果说西方管理学以“术”见长，那么，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则以“道”为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智慧对现代管理水平绩效的提升成为了西方管理学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的“道”（TAO）也逐渐被西方管理学界所认知。     

伪满“王道政治”的出笼与其异化错位研究

伪满的"王道政治"是日伪共同策划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张扬顺天安民,标榜施行仁政,兜售正己修身,侈谈民族协和与大同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相比,被日伪进行了别有用心的异化和扭曲,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错位.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