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视野下的法治:以孟子为视角

孟子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构建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德治思想。这一德治思想中蕴涵着孟子关于法律的思辨。孟子的法律思想深刻地关注着经验的人伦世界,向历史上的"先王之道"中求索政治法律制度建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摒弃功利主义、结果主义,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命题。孟子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中。在今天,孟子的法律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价值。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文翁治蜀、“汉家制度”与国家重建

汉景帝末期，文翁掌蜀。文翁治蜀，以兴学的方式敦风化俗，促进蜀地融入一统天下。在“秦汉之变”的历史背景中，文翁之举的历史意义充分浮现出来。暴秦的二世而亡，促使汉朝统治者慎思国家治理之道。“汉家制度”由是浮现： “汉家制度”经三变而成，文翁正处在变局的第一阶段。他在蜀地的探索，不仅为一地治理模式垂范，而且为“汉家制度”的国家重建奠基。文翁成功地为中国重归大一统的政制探路。但从评价的角度讲，文翁身承的“汉家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国之为中国不可变更的制度机制，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维度进行再探讨的问题。如果确认古今之变的不可避免，那么文翁的历史价值便不能直接被视为现实效用。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荀子圣王观与王道观的内在逻辑

圣王之所以成为王道秩序的建构主体,是因为荀子认为二者具有一致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体现为：二者均以性伪二分为逻辑基础,并都表现出以国制家的中央集权特点。同时,“类”既是圣王之能,亦是王道秩序的基本特点。     

沟通的王道

2002年,当我还是个傻乎乎的小屁孩儿的时候,与同事去拜访无锡某软件公司客户。坐在主管市场的副总裁、市场部总监以及公关专员的对面,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如果他们成为我的客户,将会得到什么。     

试述先秦儒家视野中的王道和霸道

在先秦儒家看来,王道的内涵是以仁爱之心推行仁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体表现为为政以德,养民富民,仁战仁兵;霸道的内涵则是以功利之心推行力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体表现为以力假仁、刑严势威,以开辟土地、聚敛财富,实现地大国富,崇武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