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其理论先驱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但进行系统阐发并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出现,但他的儒学却包襄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渗透着法家精神,所以就实质而言,董仲舒对儒学作了法家化改造,完成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这一改造,主要包括对大一统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崇和对士的体制化的设计等.     

思想与皇权的协调——论孝观念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转变

孝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整合社会的思想观念之一,到<白虎通义>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但关于孝的讨论,从孔孟经荀子、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无论在孝的源由、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儒学理论自身矛盾的发展,也有皇权意识的制约与渗透.孝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上的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一般过程.     

天人关系在董仲舒君主观念中的体现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与国家的盛衰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董仲舒通过对种种历史事实的分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君主观念体系。他的君主观念体系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天人关系,即君权神授、法天行事、违道天罚、以儒为天。     

董仲舒美学思想初探

董仲舒系统地赋天以社会伦理规范和人的情感形式,发现了天的“美”。董氏哲学的重要观念“天人感应”是一种扭曲、倒置的人化自然的形式。董仲舒的美学表达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新的儒学精神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天道、身道与国体: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的三重维度

汉朝发展至武帝时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各种制度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以天道作为政治体制设计与运行的宇宙论依据,以身道作为规范政治体制要素及其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以政治家的实践技艺作为消解政治体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力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汉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与设计,建构了系统的贤能政治体制。对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进行整体分析,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其所建构的贤能政治进行反观与检视,有助于理解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古今政治的分界。     

东方朔谈何容易

一汉武帝刘彻爱说大话,就有人给他说大话。他刚即位,下了一道求才诏,宣称要超常规地提升他们,一下子四面八方给他上书自卖自夸的人以千数。这其中有一个滑稽大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